选按：由于线人这一行的性质，能透露出来的信息很少，一方面保密的封口令，另一方面的不光彩，使得当事人收口。本文是个很有揭示意义的例证，以我个人与共产党秘密特务周旋的经验，可以认定作者是说了实话的。
从文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几乎利用一切手段发现的消灭反对势力和个人，手段上没有任何道德约束，包括伪装成反对派的诱饵，不要以为被判过刑的就是真民运，这里面水深得很，一方面可以伪装判刑打入民运，另一方面可以威逼利诱策反。出身论无论反正都不可靠。海外民运被充分瓦解就是另一个例证。
与那些浅薄文人叫骂国内犬儒相反，反抗从来没有停止过，相反而是多如牛毛。只是因为缺少必要的帮助和训练，才没有成功。从这段记述中也可以了结一段公案，就是文革中有没有人民自发的反抗，而不仅仅是奉旨造反，只反坏官，不反皇帝。那些深受共产党集权压迫的人，都利用机会反了，只是被镇压了。只留下获得造反许可证的傀儡而已。
著者能够良心发现，忏悔自己的罪恶，是一件好事。宗教的忏悔可以帮助人们从自己的道德堕落中获得解脱，道德从良虽然不能挽回罪恶，但至少可以减少罪恶。
一个原中共线人的忏悔
作者：陈沅森
血泪的忏悔 愤怒的控诉
现身说法揭露中共以反革命罪屠杀千万同胞的秘辛
【作者按】这里敍述的是真人真事，涉及无须隐讳者和已故人士，均用真名实姓；须隐讳者和未亡人，多用拼音字母或姓氏代替。
【内容提要】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曾经出现过多如牛毛、旨在推翻毛泽东和中共暴政的人民起义；
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疯狂大跃进、饿死4000多万农民之后，形成了一个起义高潮和当局镇压高潮；
中共把这些人和这些小型组织定性为新生的反革命份子、现行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团；
这些新生的反革命份子、现行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团，完全是毛泽东荒谬绝伦的政策逼出来的；
中共把这种思想异端、不同政见的大量、小型人民起义（即政党活动），视为威胁共产党政权的头号罪行，绝对不能让他们联合起来形成滚滚洪流，务必各个击破，消灭在萌芽状态；
中共用组织反革命团体罪与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罪名进行打击，其打击面之广、打击力度之大和判刑之重，远远高于杀人越货、纵火投毒、强奸抢劫等刑事犯罪；
当年，只要敢于把常识、常理说出来，就是反革命；
中共用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用法西斯手段，用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来打击、消灭这些单独、分散的个人和几个人的小组；
采用的法西斯手段是：群众专政、突破薄弱环节和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群众专政实质上是通过洗脑、利诱、胁迫全体大陆人民成为共产党的特务或线人，以捍卫毛泽东的权力为头等大事和光荣任务；
如果破获100万个反革命组织，碉堡内就曾出现线人100万人次，而反革命组织的数量远远超过百万；
中共指使、鼓励特务和线人引诱犯罪，把手无寸铁的思想犯、言论犯、良心犯当作真老虎、恶老虎来打；
大约从1964年开始，中共实行反革命组织罪首犯（发起人）一律处决的新政策，原因是：经验证明，这些人死不悔改，刑满释放后，继续从事反革命；
当日常性、持续性的扑杀仍无法镇压反抗势头时，便开展一打三反以运动的方式大规模集中扑灭燎原之火；
这些多如牛毛的反革命组织，统统在萌芽状态就被中共公安机关破获，毫不留情、一个不剩地消灭干净了；
中共认为，反革命份子不怕多，有多少，抓多少！多办几个劳改工厂、劳教农场就是；
公安部门的执法手段为：极少量公开逮捕，大量密捕；
进一步采取密诉、密审和法院秘密判决，除极少数在破案过程中群众已知晓的、对广大群众具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例张贴布告外，其余一律不出布告，严格保密；
在密捕、密诉、密审、密判和不出布告的情况下，必然进行了大量秘密处决；
在密捕、密诉、密审、密判和不出布告的情况下，必然存在大量冤假错案；
时间跨度从1951年2月21日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开始，到1997年删除《刑法》中反革命罪，前后持续46年多；
《刑法》中反革命罪删除后，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继续迫害中国人民；
半个多世纪，前后一共关押、劳教、劳改数千万反革命份子；
其历年公开处决、秘密处决、害死、逼死、瘐死的反革命总人数，没有统计数字，估计至少1000万，可能达到2000万；
党、政系统全面特务化的中共，将日常化、合法化杀人作为国家机密，封锁新闻，所有媒体一律不准报导
中共政权对治下人民这种政治迫害和群体灭绝，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杀人最多的国家犯罪！
（1） 问题的提出：为什么没有人民起义？
我来加拿大后，曾多次、分别与两位华侨老学者进行了交谈。他俩来自台湾，都是国民党员，年过花甲，定居满地可30余年，均已退休，安享晚年。
一位台大政治系毕业、在西欧某大学获得博士头衔的老先生亲共，去年曾应邀参加中国驻加大使馆举办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座谈会。这位老兄侃侃而谈毛先生的文韬武略，不谋私利之后，质问听众：
你们说毛泽东坏透了顶，我不相信！那么坏，人民为什么不起来推翻他？中国大陆过去和现在没见人民起义，可见他不像你们说的那么坏。
另一位McGill大学经济系学士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坚决反共。他说：共产党毫无信义，贻祸中华，我这辈子永远不会相信他们！话题谈得比较深时，他皱着眉头，带着深深的遗憾问我这位在共产暴政下偷生52年的幸存者：
共产党、毛泽东十恶不赦，罪行累累，人民为什么不起义推翻他们？
我心情沉重，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一字一顿地回答：
偶语弃市！Ａ注１‵
我向他解释说：在古代，自秦以来的暴政王朝，如果有两个以上的人在街头交头接耳议论，就会被官府的密探抓去杀头；在血雨腥风的毛泽东时代，即使是在自己家里与朋友聊天，也会被邻居张着耳朵包打听的老大娘、老大爷偷听去，轻则惹上牢狱之灾，重则招来杀身之祸。
在共产党罗网致密的统治下，不容许有街坊邻里眼中的陌生男性成年人频繁出入，不容许来历不明的三朋五友经常聚会。国民党时代是茶楼酒肆，莫谈国事，茶楼酒肆以外的地方，谈谈国事，没有密探，是安全的；共产党时代则是随地随时，莫谈国事，在自己家里聚会聊天都不允许，哪能组织群众掀起起义大潮呢？
这位老学者听了点点头，表示略有领悟。
两位年长的学者从正、反两面提出同一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有自主见解，有分析能力的学者尚且如此，更遑论一般普通民众；年轻人就更不用说了，闻所未闻，匪夷所思。推而论之，西方人、西方学者，包括汉学家，都可能产生这样的疑问：
共产党、毛泽东既然那么坏，中国人民为什么不齐心合力去推翻？
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看似简单、实则非常复杂的重大问题，在我个人狭窄的视野和有限的阅读范围内，还没有发现详细研讨、论证的专题文章，只有天才的学者杨小凯在《中国政治随想录》中有几段生动的论述。摘要如下：
一九六○年代中国政治极端黑暗，当局的经济文化政策荒谬绝伦，稍有知识的人都会被这种昏庸无能刺激出参政的兴趣：让我来治国，比这种搞法一定会好千万倍。当时很多人被划为黑七类，受到极不公平的歧视和迫害，孤苦无告，树党强诉的情绪相当普遍，搞政党活动、会党活动的多如牛毛 一九七○年的 一打三反运动把这类革命活动几乎全从肉体上消灭了，一些优秀的从事革命的职业政治家被当局当作政治隐患而枪杀。这次大规模的镇压活动使我触目惊心 社会现代化进程已使传统意识的革命几乎不再可能。
在现代化铁路运兵条件下，当年的武昌起义根本不可能成功。而现代化报纸、电台也使一个专制国家可以完全控制社会舆论 六十年代初和文革中的众多政党活动由于官方的封锁消息，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这种政体有能力把政敌消灭在无声的黑暗中。
杨小凯的上述论述极其精辟，概括了当年的残酷现实。这里重点要注意三句话：
第一句：一九六○年代中国政治极端黑暗 搞政党活动、会党活动的多如牛毛
小凯先生的用语是非常精确的，牛毛你数得清吗？数不清。当年不是没有人民起义，而是萌发了数也数不清的人民起义。隋朝末年，十八路反王，七十二路烟尘，就把暴君隋炀帝灭了。60年代多如牛毛的人民起义，为什么没有一家取得成功呢？原来
第二句：这种政体有能力把政敌消灭在无声的黑暗中。
这些多如牛毛的反革命组织，统统在萌芽状态就被中共公安机关破获，毫不留情、一个不剩地消灭干净了。
第三句：六十年代初和文革中的众多政党活动由于官方的封锁消息，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
绝大多数中国人和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也就难怪上述两位华侨老学者不知情了。
如果请杨小凯先生为此写一篇专题，我想一定会洋洋洒洒，旁征博引，精彩纷呈。可惜天妒英才，不假小凯先生年寿，这一问题在他头脑中鲜活的答案随着他英年早逝而灰飞烟灭。这样，揭露这一问题真相的历史重任就落在我们这些后死诸君的肩上了。
前面介绍了街坊邻里的老大娘、老大爷，协助共产党进行特务统治的大致情况。那么，人们要问：这些原本善良的老大娘、老大爷怎么会心甘情愿充当中共的帮凶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中共在解放后对基层社会的设置和控制情况。(待续)
Ａ注1‵偶语弃市又作喁语弃市，喁（yś），小声说话。秦始皇焚书坑儒时颁布法令：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杀头），以古非今者族（诛三族）。
（2） 毛泽东的发明专利群众专政
革命是一个充满暴力和血腥的可怕辞汇，自清末以来，在长期稀里糊涂的流传下，变成了一个笼罩着五彩光环的褒义词，人们从不考究它的原始意义，只知道革命光荣，不革命可耻，反革命有罪。于是，人们纷纷参加以革命为名义的队伍；于是，革命队伍 壮大起来。
革命队伍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其中有许多理想主义者，混入了一些机会主义者，还有数量庞大被欺骗的群氓。当理想主义者抛头颅、洒热血，成百上千万群氓用白骨堆砌成通向权力的台阶，最终登上权力的宝座和享用革命胜利筵席的，必定是玩弄权术、惯耍阴谋诡计的机会主义头子。这是革命的铁的规律。
良知尚未完全泯灭、学问多得昏了头的人，是无法坐稳革命领袖宝座的，陈独秀、瞿秋白等便是明证。只有那些熟稔改朝换代历史规律，深入社会底层在黑社会运作中游刃有余的小知识份子，如泗水亭长刘邦、流浪汉赵匡胤和皇觉寺的小和尚朱元璋之流，才能掌控错综复杂的农民起义大方向，扫平群雄，变无序为有序。于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毛泽东晚年自省，一辈子祗做了所谓建政和文革两件大事。有识之士指出，毛泽东一辈子实际上只做了一件大事：为他自己夺权、掌权、登基，做不戴皇冠的现代皇帝以及消灭党内、外政敌，巩固皇权直至寿终正寝。
这种从一开始就目标十分明确的枭雄，头脑特别清晰，他的思维与众不同，总是独树一帜，一切行动都服从这一终极目标。例如，1927年毛泽东掀起湖南农民运动，搅得天昏地暗，鬼哭狼嚎，血流成河，意在乱中夺权。由于主、客观条件不成熟失败了，但积累了经验，懂得了抓枪杆子的重要性。又例如，抗日初始，彭德怀等中共将领纷纷要求上前线打日本，毛泽东却发出一连串指示，暗中制止八路军当抗日英雄，千方百计回避日军锋芒，让蒋介石和日本人打得两败俱伤后，再去摘取胜利果实夺得全国政权。于是，在毛泽东的掌控下，1936年汇集陕北的各路红军人马两、三万，到八年抗战结束的1945年，发展到拥有两、三百万军队，扩大一百多倍，积蓄了与蒋介石逐鹿中原的本钱
夺得政权，分享胜利果实的中共其他领导人，无不钦佩这种领导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远见卓识，自愧弗如，只能衷心拥戴。
于是，解放后又按照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开展一系列运动，构建新的社会基础，打造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桶江山。
解放后的第一场运动是清匪反霸。从1946年开始，中共每解放一个地方，便留下一支相当数量的武装力量和文宣人员，结合地下党，组织当地贫苦农民 清匪反霸。清匪反霸是战争的继续。在清匪反霸过程中，消灭持枪的敌人，杀戮暗藏的反革命，以杀树威建立地方政权。1949年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后，立即开展土地改革，紧接着进行镇反、三反五反、取缔反动会道门和肃反等一个个血腥运动，目的都是肃清前政权的社会基础，建立和巩固新政权的社会基础。这一时期，中共重点打击和消灭的是历史反革命。所谓历史反革命是为前政权服务过的人员、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等。在上述运动中杀戮的历史反革命没有统计数字，估计是大几百万。［注２］
毛泽东清晰地认识到，无业游民、流动人口是颠覆政权、改朝换代的最大力量源泉。［注３］为巩固共产党（实际是他个人）的统治，坚决消灭游民阶层这一隐患。于是，他设计和实施了一整套用法律的、制度的、行政的手段锁定人的方法。其具体做法是：用严格的户籍制度、基本生活物资（粮、油、布等）配给制、遍布城乡密如蛛网的党支部、公安派出所、街道办事处里弄居委会、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以及企事业单位人事档案制度等，把每一个人（包括执行者）牢牢地捆绑在一个固定位置上，老老实实干活，为中共奉献剩余价值 任何人都无法离开这个赖以生存的系统，一旦离开，无钱无粮，乞讨无门，只有死路一条。建政后一系列运动消灭了富人，每一个人的劳动收入，在省吃俭用的前提下勉强维持家庭生活，没有什么积蓄，避免了有钱人用大笔资金支持造反起义。除必要的获得批准的（如干部调动、投亲、招工、参军）之外，将人口自由流动率降到零，并不准乞丐存在。这样，就从根本上堵死了境内起义造反的门路。 这种画地为牢的制度创新，比前朝保、甲连坐制更有效，确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对于消灭乞丐，50年代初报刊杂志总是歌颂新社会制度好。到60年代，饿死4000多万农民仍不准饥民逃荒，不惜代价地在城乡交界处设卡围追堵截，抓捕成千上万的饥民遣送回原籍活活饿死，一再逃荒者和聚众闹事者，送劳教、劳改。一般认为这是避免到处出现乞丐，损坏了党的光辉形象，给社会主义抹黑。殊不知伟大领袖的深意：如果听任农民逃荒，只要松一点口子，由成百上千很快发展到成千上万，数十万，数百万 遮天蔽日如蝗灾般的饥民形成滚滚洪流，所到之处扫荡一空，必然有陈胜吴广站出来加以利用，形势发展到那一步就由不得你共产党了 所以当年来自中央的死命令是：发现逃荒的，不管饿死不饿死，无论男女老幼，见一个抓一个，坚决遣送回原籍！
毛泽东十分清楚，实行阶级斗争高压政策，历史反革命杀戮得差不多了，又会冒出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和反革命小集团。为巩固政权，绝对不能让各地的反抗力量联合起来拧成一股绳，务必各个击破，消灭在萌芽状态。
关键在于掌握和控制社会基层，设置一种自动识别的报警机制去发现这些刚刚冒头的反对势力并及时扑灭，不让他们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
于是，阶级斗争大师毛泽东又展现他的创新天才，发明和实施了群众专政。
毛泽东设计、实施的社会制度和结构，真值得后人好好研究。这种制度除了按条条划分，如从上至下的党、政、军、工业、农业、财贸 一竿子插到底的系统之外，同时按块块分割，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责任层层落实，直达基层。城市最终落实到居民委员会、居民小组；农村最终落实到生产队。
城市的具体做法是：将家庭妇女、居家老人组织起来，成立居民委员会。居委会除设置主任外，还设置治安、宣传、卫生、劳动、青年、妇女 等委员，按院落、里弄设置居民小组，指定或选出组长，将责任层层落实到人。那些婆婆姥姥，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一辈子被人瞧不起，现在解放了，不管官职怎么小，好歹有顶乌纱帽，便特别起劲。然后对这些人不断宣传，长期洗脑，报纸电台，大会小会，天天宣讲党和毛主席伟大、光荣、正确，人们不知不觉便接受了，在头脑中形成先入为主的概念。其次，大力鼓吹社会认同，上述主任、委员、组长等芝麻官，都是出身好或出身比较好的，开会或个别谈话，党员干部反复说你们是可靠的，党是信任你们的，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之后，拉一派打一派，谁都想靠近主流社会，谁都不愿意划入阶级敌人范畴。第三是树立对立面，筛选出一批家庭出身不好或有其他问题的人，戴上四类份子帽子，交群众管制、监督，成为看得见的 阶级敌人活靶子，经常召开大会小会，批判斗争，人人都可以唾駡他们。最后是经济实惠，升学招工招干征兵指标下来，优先安排这些人的子女；上面拨下来的各种慰问款、补助款、奖金或某些劳务收入，或明或暗分配给这些积极分子 洗脑就是消灭良心，利诱就是违心的动力，于是，党叫干啥就干啥，这些小脚老太太、白须白发老大爷，布满街头巷尾，以维护治安、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为藉口，睁着一双双警惕的眼睛，不知不觉地成为中共的告密者和帮凶。由于 1950年代初，50岁以上的家庭妇女许多人缠过脚，便荣膺了一个戏谑称号：小脚侦缉队。
这种罗网致密的社会结构，不容许街坊邻里眼中的陌生男性青年频繁进出。你敲开朋友的家门走进去，一次、两次不以为然，次数多了，便有人关注；一句牢骚、半句怪话，落到婆婆姥姥竖起的耳朵里，就是线索。密报经治安委员或街道党支部，汇报到派出所，便有人跟踪到你的住处，再通过当地派出所了解你的出身、经历，人际交往情况，分析你到朋友家访问的目的。如果出身不好的家庭出出进进的人次较多，就升级为公安局严密监控的对象了 这样，只要有反对共产党的思想萌芽，只要酝酿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开展最初几次联络活动，很快就会被当局发现。这种严密监控一切人言行的基层社会，把监管阶级敌人的权力交给了群众，所以叫做群众专政。
毛泽东将法西斯统治发展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缜密、最精细的地步，建成了世界上最庞大、最完善、最有效的监视、告密系统，用以巩固他的独裁统治。群众专政的实质是，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全民皆特（务）全体大陆人民沦为共产党的特务或线人，以捍卫毛泽东的权力为头等大事和光荣任务。(待续)
［注2］： 几百万的几，可以是1至9，大几百万的大几，则不是1、2，甚至不是3，而是一个更大的数。
3）反革命为何这么多！
毛泽东是不断革命者，在执政期间掀起的运动重重叠叠，一个紧接着一个。除上面例举的建政初期的几场血腥运动之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抗美援朝、农业合作化、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文化大革命
每一场运动都随着毛泽东的喜怒哀乐、嬉笑怒駡而起起落落，每一句口号化成的行动都劳民伤财伤人死人，使生产力倒退。
毛泽东头脑发热、权欲膨胀，幻想充当世界人民的领袖；他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独断专横、胡言乱语；他听不得半句逆耳忠言，动不动就批判、斗争，置人于死地；他一贯运动群众，仿佛从来不知道老百姓需要的是安居乐业；他乱指挥、瞎折腾，将战争时期的全民动员、大兵团作战等经验强制性地生搬硬套到建设领域，种种倒行逆施导致1960年代经济崩溃，城市陷入半饥饿状态，农村活活饿死4000多万农民
恶劣的政治经济形势酝酿出一个普遍的思想浪潮：这样不顾人民死活、昏庸暴戾的统治者，还能容忍他继续为非作歹吗？于是，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反革命小集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了。
当年大肆鼓吹的文艺作品，如《青春之歌》、《红岩》
电影《小城春秋》、《永不消逝的电波》
许多都是歌颂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如何与国民党斗争的。青少年有样学样，启发了他们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再加上帝王将相宁有种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治国平天下舍我其谁等传统文化薰陶，想造共产党的反的人越来越多。
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在于这种制度允许人们追逐金钱
减轻了人性中其他更危险的冲动。如果不让人追逐金钱，更多的人就会追逐权力。［注４］
当年，毛泽东不允许人们追逐金钱，却在报刊、电台上大肆宣扬中共X中全会的盛况，反复播报长长一串中央委员名单，让全国人民的目光聚焦于中共政治舞台，助长了年轻人介入政治，追逐权力的欲望。
以上就是20世纪60年代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前仆后继，多如牛毛的诱因。可以负责地说，这些新生的反革命份子完全是官逼民反，是毛泽东荒谬绝伦的政策逼迫出来的。
这些反革命小集团模仿国民党时代的共产党员开展地下活动。殊不知专挖别人墙脚出身的共产党，手段比国民党毒辣一百倍，群众专政早已张弓布网，严阵以待。由于消息封锁，所有小型组织之间互不通气，互不知情，缺乏理论指导，缺乏经验教训的积累，缺乏高人指点，于是，一批批全凭热情、冒失莽撞的小伙子，纷纷扑入了群众专政的天罗地网
随着毛泽东阶级斗争越抓越紧，政策越来越左，矛头指向扩大到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从1959年开始，设置了严格的升学政审制度，将大量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排除在大学、中学的院墙之外。
我家出身官僚地主，祖父逃港，父亲右派
1959年高中毕业于湖南师院附中文科实验班，成绩优异，由于学生档案袋的封皮上盖了该生不予录取的蓝色印章，被无端剥夺接受高等教育权利。
从1959
年到1966年，升学政审筛弃了一大批具有培养前途的优秀学生。文革停课闹革命，大学停止招生，更让所有学子浪费青春，在最渴求知识的年龄段失去校园。紧接着上山下乡运动将1600多万知青赶到贫穷落后的农村，以至于出现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文化断层和人才断层。毛泽东应对灭绝民族文化、扼杀几代人才负完全责任。
这些天真、幼稚、单纯的莘莘学子，失去校园后满以为可以通过自学找到出路，听一听某公安人员在审讯反革命知青时的一段呵斥之词，你会不寒而栗：
你在自学？学的是什么？全部是封、资、修的反动书籍。根据你的家庭出身和表现，大学不录取，就是党不培养你，党不叫你读书。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老老实实劳动，在劳动中好好改造自己，业余打打扑克，下下棋，那才叫听党的话。而你和党对着干，不叫你读书，偏偏选择自学，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自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学到一、两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领，然后等到适当的时机，向党进攻！你自学越发奋，就越反动！
按照这位公安的逻辑，自学都成了一种严重的罪错。
通不过政审关的知识青年，一般都把落榜单纯看作是不让进学校。事情可没那么简单，紧随落榜而来的，是街道居委会的另眼相看群众专政的阴霾，已悄然笼罩到了头上。
对于家庭出身不好、升学无望的青年，招工、招干、征兵统统没份，自己找到工作去街道办事处办劳动手续，还故意刁难，百般阻挠，甚至无理拒绝。
1960
年，中南矿冶学院某实验室需要一位高中毕业生管理仪器和化学试剂，父亲认识的一位教授推荐我去应试，并将我的家庭情况预先向室主任通了气。笔试、面试合格后，只要办个劳动手续，就可试用，今后还有望转为正式职工。派去办手续的人事干部遭到一顿抢白：这样出身的人，你们敢用在如此重要的岗位上，将来他利用职务之便投毒，谁负责？到时候别怪我们没打招呼。结果录用了办事处推荐的一位出身好的女初中生。
许多通不过升学政审关
的落榜生，被用人单位以同样的理由筛弃，就业无门，只好在家里呆着。呆两、三年算少的，呆七、八上十年，甚至最终失去生存能力的，都有。父母自责自己的问题影响了儿子的前程，体谅儿子的困境和心境，只要暂时有一碗饭吃，便大家匀着吃，不催促儿子外出找工作。更有部分家长提供条件，鼓励儿子自学。但儿子大了，早已超过18岁年龄，不能自食其力，老是吃父母的，内心不安，惭愧之余烦闷、焦躁、气馁，前景一片黑咕隆咚，看不到任何希望，哪有心思长期坚持自学？［注５］
所谓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给出路的政策，全是党的高层和报刊杂志杜撰出来的漂亮说词，哄哄骗骗，纸上谈兵，无法落到实处。基层干部宁左勿右，对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另眼相看，毫无同情、照顾之心。社会刻意逼仄他们的生存空间，被逼精神失常变成疯子的，被逼自残自杀的，时有所闻。部分家庭较困难的青年，只好放下身段去挑土、拖车，沦落为最下层倍受冷眼的纯体力劳动工人。据说，北京某些地方还有一种更严厉的不允许失业政策。青年人失学、失业后在家里，靠父母养活，呆上三两个月，就有了上门的，让你去北京郊区或其他地方的农场务业，终生当农民。［注６］
当年闭关锁国，出国无门，许多想不通的，难免怨恨、诅咒共产党及其罪魁祸首毛泽东，向南偷渡香港，向北投奔苏联，少数人取得了成功，大部分被抓捕，沦为叛国投敌的反革命份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青年更增添了一种难以启齿的苦闷，成熟后的性饥渴。眼见邻居同龄人出双入对，自己工作无望，前景渺茫，哪有资格谈情说爱？更何况经过
党的长期教育，姑娘们都提高了阶级觉悟，认为嫁给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等同于判处无期徒刑。明知这些英俊青年才华横溢，但只能敬而远之，慕而隐之，不敢言嫁。
长期郁闷积累的潜能，趁文革爆发得到了释放的机会，有些人被潮流裹胁，丧失理智，不顾一切树起造反大旗，自封司令、政委，横冲直撞，参与武斗，寻仇报复，逞一时之革命欢快。
文革是毛泽东继1957年反右引蛇出洞后新一轮阳谋，当启用革命小将重新夺回他癔想中丧失的权力后，造反派失去了利用价值，于是，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等运动中的运动接踵而来。毛泽东不怕乱，他明说乱是乱了敌人文革中不少人暴露了反共思想，不少人在乱中采取了行动。于是，在上述运动中的运动中，许多出身好杀了人的联动份子，得到了宽大；最倒楣的仍然是那些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以莫须有、张冠李戴的罪名，判刑劳改，饮恨刑场者比比皆是。［注７］
群众专政的作用是发现线索，但线索发现之后，中共公安是怎样破获一个又一个反革命组织的？他们采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一共杀戮了多少反革命份子？本文试图以亲身经历，采用深深忏悔、现身说法的形式对这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初步解答，期盼引起广泛注目，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待续)
［注4］见2006-1-25《新世纪》网路 陈翰圣《凯恩斯、邓小平及中国的资本主义》。
［注
5］全国有许许多多青年自学成才，我所知道长沙自学成才的范例是：曾在长沙某工厂当仓库保管员的李慰萱，业余自学数学，在图论方面有所创新，被长沙铁道学院破格录用为教师。我母亲（小学教师）的学生何其美，初中毕业后下到江永县穷乡僻壤，在一根灯芯的油灯下解3000道微积分难题，侯振挺教授阅卷后称：不但答案全部正确，而且解题思路具有数学思维内在的逻辑美。何其美在长沙铁道学院研究生毕业后，被聘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师，应该早升教授了。长沙一中学生杨曦光，1968年（未满18岁）因写《中国向何处去？》被判刑10年，在农场劳改时，向众多牛鬼蛇神中的高级知识份子学习高等数学、英语等，出狱时，已超过大学本科毕业水准（出狱后恢复原名杨小凯）。
［注6］同［注３］蒋泥在《什么力量左右中国历史改朝换代》，见2006-03-30《观察》网站。
［注
7］我与湘江风雷金猴战团司令陈本望有过一面之缘。当年，这位英俊知青身着军装，腰里别着手枪，带着同样一身戎装的漂亮女友，威风凛凛，令一般人羡煞。1968年，陈本望在长沙市军管会一次镇压五、六十人的大屠杀中被处决，布告上的罪名是参加武斗，在汨罗什么地方抓到一青年，手下人问他打不打？忙得焦头烂额陈本望听说是共青团员，随口回答了两个字：正打！结果执行者下手太重打死了。这条人命算在陈本望身上，因为他下达了正打命令，便以血来偿还（好像动手的人也枪毙了几个）。其实，正打只是文革中兴起的一个口头禅似的长沙方言词语，后遭淘汰。如果法制正常，允许律师辩护，陈本望虽有责任，但不至于二字判死刑。共产党当局的对造反派的报复，可见一斑。
4） 祸从天降
1963年，我在长沙市河西岳麓区杜家塘小学当代课教师，教六年级语文。6月的一个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我正在整理学生的作业本，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走到教室门口说：小陈老师，有位同志找，你到小办公室去。
我心里一惊！
脑子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是：那间小办公室是学校党支部召集党团员、积极分子商讨机密的地方，出身不好的代课教师从来没有涉过足，为何叫我到那里去？
急速闪出的第二个念头是：什么同志找？学校领导亲自来传唤，一定有重要事情，猜想可能是个外调干部。［注８］
领导的传唤便是命令，我忙走到小办公室，轻轻推开虚掩的门，看见一位黄黑色国字型脸膛、脸上有两块小巴痕的中年干部。我站在门口，他用严厉的目光审视我，语调生硬地问你就是陈沅森？不待我回答，又急切地命令：跟我走一趟！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炸开了，几乎失去知觉。那年头，普通老百姓夹紧尾巴做人，天天生活在恐惧之中，生怕惹是非
这个干部通过领导而来，态度如此蛮横，凶多吉少，看来，是非想躲也躲不脱地降临到头上了
不容思索，要尽量表现出服从和老实，根本没有考虑问他是什么事？到哪儿去？
我定了定神，稳住身子，按照他的命令转身朝外走，他跟在后面，像押送犯人一样。
走出校门，他在我身后问道：你知道我是什么人？
不知道。我小声地回答。
我是公安局的，跟我到派出所去！身后传来恶狠狠的声音。
我的脑袋又嗡的一声炸开了。当年普通老百姓怕的就是公安局，不是必不得已要办的事，谁都不愿跨进那座衙门。我到底惹了什么祸，犯了什么法，要押送我到那个鬼见愁的地方去？
真是祸从天降！
虽然害怕，惊恐，但理智还是令我作出了瞬间分析：自高考落榜流落社会底层以来，从没有做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事，也没有与别人议论过毛主席，总不能无罪抓我
有了这一念，才稍微平静一点，用平稳的步子走进了左家垅派出所。
公安把我领到一间坐了五条汉子的房间里，令我坐在他们对面一张小靠椅上，他自己也在一旁坐下来。
六位公安便衣呈半圆弧围着我，一个个虎视眈眈，如临大敌。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我颤颤兢兢，如坐针毡。
天气有些燠热，坐在中间那位胖子穿着球背心，上面印了长沙市九中字样。他摇着一把大蒲扇（那年头没有电扇、空调），大喇喇的派头，显示出他是这里的头，且官位不小。
待我坐定，胖子用蒲扇指着我，严肃而又坚定地说：
今天叫你来，不是没事，而是有事。你要端正态度，好好向政府交代问题。
硬邦邦的当头棒喝！发话的人是一位操生杀大权的公安高官，他代表的又是操生杀大权的人民政府；他用无可质疑的语气肯定你有问题，证明他已经抓到了你的辫子（证据）了。
我倒吸了一口冷气，不知自己在什么地方出了疏漏，竟然惹上这么大的祸！此时此刻，必须冷静下来，竭尽全力认真对待。天已经塌下来了，初始阶段的惊恐过去，反而平静了一些。
首先，我必须端正态度，俯首贴耳、老实恭顺、声音低八度。经过瞬间回忆，我确实想不起哪个地方出了纰漏。
公安首长的问话，是必须回答的。
但我确实想不起应该交代什么问题，不能回答是，只好点点头，表示听到了，知道了。
就这样，我落入了长沙公安的罗网。
从上面的细节敍述中，人们可以看出当年公安的权力是何等巨大，他们是何等专横、霸道！人民在他们面前，简直就像小鸡遇了老鹰，老鼠见了猫，任何人都无法逃脱强大的国家专政机器的掌控。
在这场来势汹汹的审问中，公安总是强调我有问题；我则耐心地反复申述自己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没干坏事。几个回合下来，公安在怒斥我不老实、
不坦白交代的同时，大约也看出我的态度是合作的，而不是故意顽抗，便改变策略，按他们的审讯程式，开始追查我的朋友、同学和熟人。
这个好办，反正没有不可告人的，一一告诉他们就是。于是，我一个一个报名字，他们一个一个作记录：姓甚名谁，家住何方，家庭出身，个人简历
在审讯中，我发现公安对两个人比较感兴趣，一个是我的同学Z君，一个是W姑娘。［注9］反反复复审问这两个人，于是，我恍然大悟了：啊，公安是奔这件事而来！
（5）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湘江流经长沙，把城市劈为两半，河东为主城区，河西岳麓山下大专院校林立，为风景文化区。
我在河东小学代课时，认识了同是代课教师的W姑娘。当年她18岁，肌肤白皙，身材窈窕，聪明能干，很有个性，但不是那种一见就令人倾心的佳丽。她的父亲是国民党师长，在昆明劳改。因家庭问题，初中毕业考高中，学校便不予录取了，只好代课谋生。她也爱好文学，常常与我交换书籍，交流读书心得。我到河西代课后，因交通（当年大桥还没修，用小火轮摆渡）、通讯（没电话，靠邮传）不便，往来便少了。
我的同班同学Z君，高中毕业时患肺结核没有参加高考。他的家庭出身大地主，见出身不好的同学纷纷落榜，便失去了参加高考的信心，在河东某印刷厂职工业余学校当教师。Z君生平无大志，只愿小安康。他酷爱旧体诗词和毛主席诗词，常常与我切磋琢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的思想基本一致，不大注意时政，也不喜欢叽叽喳喳议论社会弊端。他是我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这次审讯前不久的一次会面，Z君曾小声透露一句：W姑娘与几位青年来往密切，可能在搞组织。
我听了像木头一样，毫无反应。既没有追问哪些人？搞什么组织？因缺乏经验，也没有说应该回避，疏远他们。反正当时听了就听了，既不感兴趣，也没有反感，像春风吹马耳一样，过后便忘记了。
从这种事不关己的态度可以看出，当年我确实没有一丝半毫反党思想。尽管家庭经历土改没收，父亲划右，自己被剥夺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但我仍然毫无怨言，内心还是拥护共产党，拜服毛主席的。从1949年开始，受党十多年教育，共产党、毛主席伟大、光荣、正确天天响在耳边，深入脑髓。读小学五年级时，发现父母思想改造带回的一堆书籍中有一本《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囫囵吞枣地读完后，感觉共产党、毛主席真伟大，钦佩得五体投地。我还记住了作者
胡乔木这个名字。
当年我是这样想的：既然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开创了一个这样伟大的国家，帝国主义不敢欺侮我们了。现在毛主席带领全国人民搞建设，人人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办，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千万不能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大家齐心合力国家肯定会建设好，国家建设好了，家庭和个人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因此，我（崇）拜服（从）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恍然大悟后，我心中有数了。原来公安发现了W姑娘和那几位青年搞组织的蛛丝马迹，包括Z君在内，甚至认为我也可能参加了。
这是天大的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性命攸关！
当年，反革命是政府严厉打击的头号罪行，人们最怕受到牵连，谁也不敢沾边。知情不报也有罪，当局要求每一个老百姓听到反动言论，发现反革命份子，都要及时报告，否则，就犯了隐瞒包庇罪。
想到这里，我心里着急起来。如果Z君不讲那句话给我听，我是百分之百的不知情，在回答公安审讯时，态度就会坚定一些，但偏偏听到了那句话。想到公安今天是有的放矢，有备而来，心里就虚了半截。
父亲划为右派后曾告诫我：跟共产党打交道，绝对不能讲半句假话，共产党有能耐把事情的真相弄得一清二楚，甚至可以再现当时的现场，讲假话被戳穿后，罪加一等。
心中有数之后，父亲的教导立马响起在耳边。那时候年轻，缺乏经验，素来不喜欢撒谎的我，哪里是几位破案经验丰富的公安的对手？在目光犀利的穷追紧问之下，隐瞒不住，终于败下阵来，只好用低头认罪的态度供认：
前不久，我听Z君说，W姑娘和几位青年，可能在搞组织。
几位公安听到这句话，大为振奋。胖子得势不饶人地说：
是吧，我说你有问题，你不承认，企图在政府面前耍花招，一口咬定没问题。现在怎么样，到底有没有问题？
我满面羞惭，哑口无言。
抓到突破口之后，公安乘胜追击，重点问话是：
你参没参加？
你知道还有哪些人参加了？
有次游岳麓山，你去了没有？
这些问题都依据事实一一回答之后，威胁、恐吓的话，像连珠炮似的一句句向我砸来：
你说你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为什么听到有人搞组织，不向政府检举揭发？
你明明知道自己有问题，不但不检举，我们来找你，还继续隐瞒，与我们兜圈子，和政府对抗。
放着正路不走，包庇反革命份子，硬要往刺蓬里钻（长沙方言，意为往绝路上走）！
一口咬定自己没有问题，负隅顽抗，不见棺材不流泪。
知情不报，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知情不报，该当何罪？你自己说说。
就凭这一条，判几年，你没得话说。
当公安一而再，再而三地追问Z书记到底是谁？Z书记是不是Z君？他是不是头头？Z书记是什么书记？Z书记作的总结报告内容是什么？
时
回答就比较难了。一来，我不知W姑娘新结识的几位青年中，有没有人姓Z？二来，Z书记作总结报告时，我不在现场，没听到；三来，Z书记
如果是我的同学Z君，作过多解释反而有包庇之嫌。问来问去，最后，我说了一句：
这些问题，你们今后都会清楚的。
胖子听了这句话很高兴，立即逼问：
那么，今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公安已经做好一个套，逼迫你往里面钻。他们不说要你做什么，而是要你自己说出来。
我低头沉默不语。
怎么，哑了？见我好一阵没吭声，胖子问道。
明明是要我当特务（线人），出卖朋友，这是江湖上最忌讳的事。几次犹犹豫豫，在紧紧催逼之下，无法回避，只好低声说：
协助政府把情况搞清楚。
对啦！胖子的目的达到了，表扬道，这样的态度就是正确的。我们找你之前，对你的情况进行了研究，看来还不是那种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出身虽不好，但愿意选择走正道，表现还可以。不过，也非常危险，如不加强思想改造，反革命份子就会拉你下水。政府今天找你谈话，是挽救你，把你从悬崖边上拉回来。刚才你的表态很好，愿意跟党和政府合作，协助我们把情况搞清楚。你要端正态度，积极行动，立功赎罪。
说完，胖子站起来把手一挥，出门上吉普车，一溜烟开走了。
后来才知道，这位胖子的官还真不小长沙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一科（政治保卫科，简称政保科）科长，是这个城市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专职最高指挥官。
留下的L公安提示说：明天礼拜天，你打算怎么办？
过河去会一会W姑娘。
很好，与政府站在一边没错的，抓紧办吧。L公安交代，每次与对象见面后，当晚就要写出汇报材料，用平信邮寄给他，他将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我。
走出左家垅派出所的大门，方知天色已晚。一阵凉风吹来，衣服粘在身上，方知我曾大汗淋漓，身上无一根干纱。
回到家里，父亲问我到哪里去了，源源本本如实以告。他思考了一宿，第二天早上说：W姑娘太岂有此理了，共产党是专挖别人墙脚出身的，还会让你们几个毛头小鬼占了便宜？几条小泥鳅，也想掀大浪！让他们坐几年牢，受一点教训也好，这事不能怪你。人在矮檐下，哪敢不低头？你只能跟他们干，而且，千万不能感情用事，不能泄露机密，否则劳教劳改，死路一条。我在兄妹中最会读书，父亲不愿意看到他最疼爱的儿子判刑坐牢，只好同意我跟党和政府走。
实际上，公安是满有把握的，在这节骨眼上，不跟党和政府走，便是死路一条。没有干与不干的选择余地，摊上了，就得干，除非你不想活了；只要你想活下去，不想干也得干。
后来接触多了，一位公安得意地告诉我：我们办的所有反革命案件，全都是突破薄弱环节，由内线提供消息，百分之百的准确破案。这个方法是史达林发明的，叫做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待续)
［注
8］：共产党的人事政策，要求把每一个人的历史搞得一清二楚。如发现疑点，就不惜一切代价调查访问可能的知情人。因此，那个年代外调干部特别多。经常有人突然来访，问些陈年旧事。被访问者一定要老老实实尽一己之所知，向党和盘托出。如有隐瞒，轻则受责，重则判刑劳教劳改，甚至有人为此丢了脑袋。
［注9］：1949年共产党来到后，人与人之间无论男女都互称同志，但我们这些人，从来没有与共产党同过志；当年又忌讳称先生、小姐，因为那是属于旧社会资产阶级的；所以本文只好借用君称男性，借用姑娘称年轻女性。
6） 第一桩反革命案件
公安追查的Z书记，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W姑娘把Z君和我，定为这个组织的重点发展对象。她家住原新安巷45号一栋老式木结构两层楼房的楼上，距离Ｚ君工作的印刷厂很近。某天在她家聚会，便特地邀请Z君参加，介绍与那几位青年认识。几个幼稚、莽撞、对群众专政天罗地网毫不知情的年轻人，全然不顾一板之隔的邻居是否在偷听，便大发议论，大放厥词，抨击时政。
Z君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从开始到快结束时，一直坐着听。最后，禁不住W姑娘一再怂恿，勉强讲了几句，一伙人竟鼓掌欢呼：Z书记作总结报告。
公安接到密报，一听书记都有了，这还了得，肯定是条大鱼！于是，顺藤摸瓜，发现我与Z书记过从甚密，经过跟踪确认，调查研究，便率先突破我这个一江之隔的薄弱环节。如果我采取合作的态度，这个案子便十拿九稳了；如果我不怕死，不合作，立即秘密逮捕，关押起来，再寻找另外的薄弱环节，待破案后一并处理。那年头，政府密捕一个人，可以随便藉个由头，或者散布一些谣言，绝对不会引起这个正在筹建中的组织震动。
我承认，当年我的确怕死。20出头不多，人生刚刚起步，对美好的未来无限憧憬，哪里会想到遥远的死呢？
对我的人生来说，真是一场大不幸！向公安投降后，成为他们利用的工具线人（又称眼线，长沙话叫做公安局的眼镜），成为极权统治的帮凶，双手粘满了人民的鲜血，引起良心责备，终身痛苦和悔恨。成为线人后的副产品是，深入了虎穴，得到了许多中共滥杀无辜的秘密资讯。
人的命运不是个人奋斗所能左右的，天意如此，神的安排，个人无力抗拒。惟有在这种安排中，顺时应势，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作出一些力所能及的补偿。历尽沧桑，九死一生，终于熬到今天，再不说出来就有可能把这些秘密带到火葬场去。因此，置个人荣辱、生死于度外，将中共隐瞒了半个世纪的杀人秘辛公之于众。即杨小凯先生在《中国政治随想录》中所说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世界舆论都根本不知道的、长达数十年的、黑暗中的持续大屠杀。
接下来就进入了破案
程序。按照公安的部署，我频频与W姑娘见面，很快，她把一号头目W君、二号头目S君的计划原原本本告诉了我。有一次，W姑娘遇到Z君笑着说：陈沅森原来是个木脑壳，敲都敲不醒，这一向觉悟了，积极多了。W姑娘这句话证实了当年我确实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她用些什么语言敲我，敲了多少次？没有一点印象。
说实话，开始干秘密工作，新鲜感特强，很刺激，很积极。而且，有一种幸运感，搭帮在河西工作，公安才选中我，挽救了我，否则，这辈子就完了。古往今来，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潜伏着一种被主流社会认同的强烈愿望，都希望被主流社会接纳，赞赏。年轻的我，毫不例外。每次与公安见面，受到表扬鼓励后，心里都产生一种激动和感谢，立志把这一百多斤碳水化合物献给党算了，为建成社会主义这座大厦添砖加瓦，感到无尚光荣！
为了把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培养成特务统治的线人和工具，中共不择手段地进行洗脑。在毛泽东时代，出卖一词被汇报思想、向党交心和检举揭发等党文化中的褒义词代替了。出卖，不再局限于人际间的恩怨情仇，不再受道德良心的谴责，反而被官方推崇为高尚的革命情操、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考验立场坚定与否和对党忠不忠诚的标准；是生存和获得认同、赞赏的机会，是靠拢组织、争取进步的跳板，是自我感觉融入主流社会的渠道；上楼去梯，落井下石，栽赃诬告，阴谋构陷，互相撕咬，反目成仇，置他人于死地以求自保
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舞台上，成千万上亿桩出卖，演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卑鄙、最恶劣、最丑陋的成千万上亿出人间悲剧，败坏了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
W姑娘安排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一号头目W君与我见了面。暑假期间，W君特地到河西我家走访了一趟。我与父亲商量后他去走亲戚回避了。我准备了较好的饭菜（那个年代物资匮乏，能留客就餐就是最大的人情，饭菜无法做得丰盛），与W君作竟日谈。
高考落榜的W君来自农村，见解独特，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地历数中共罪恶，几乎把我惊呆了。不知他从哪里搜集来那么多资讯和资料，对大跃进后各地饿死人的情况很清楚。许多从前我想都不敢想的问题，他都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分析。那个年代资讯闭塞，对中共的认识哪有现在这样清晰？当年W君看得那样深远，完全可以称得上先知先觉。说实话，我就是从他对中共的分析中，开始有所觉醒的。但是，我尽量压抑自己，绝对不能苟同反动言论，要站稳立场跟党走。
W
君颇具领袖气质，号召和鼓动能力很强，确实是个优秀人才。但想到他反党，又恨他，这样的人不优秀罢了，一优秀反而对社会主义不利。有时也产生恻隐之心，想到他不久将要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心中充满了负罪感。总之，心情矛盾得很，一时站在正面，一时又站到了反面。还设想，将真相告诉他，让他们马上偃旗息鼓。但再一想，无济于事，照样会遭到逮捕，并连同我一起判刑，我还可能比他们判得重些。有时又责駡自己，太自私，太卑鄙，但随即又原谅了自己，即使我不当这个卑鄙角色，公安也会胁迫另一个薄弱环节取而代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W君他们覆灭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后来又与第二号头目S君在市内一家餐厅见了面。见面的气氛十分神秘，在约定的时间大家从不同方向走到同一餐桌坐下后，由W姑娘点头确认这是个可靠的人，才开始谈话。S君是湖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与他见面的时间很短，谈话不多，印象不深。想到他不久即将失去深造的机会，不能取得大学毕业文凭，感到非常惋惜。30
多年后，偶尔听到他的名字，在一家工厂做木模工。
不幸的是，这一切全在公安的严密监控之中。预约见面的时间、地点，至少是一周前商定的。每次会面的当天晚上，我都要写好汇报材料投入邮筒。不知邮局对寄给公安的平信有没有快递规定？我发现公安能很快收到我的信，没有一次失误。因此，一周之后，再与这些青年会面时，我深信，必定有公安在某个隐蔽的角落监控，甚至窃听。见面谈话时我从不左顾右盼，避免分散注意力，以免引起双方（指公安和搞组织的青年）怀疑。有一次，我们从原新安巷45号下楼，在门前告别时，我发现一位见过面的公安便衣站在五步远的地方，背对着我们抽烟，显然，他在张着耳朵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警惕性不高的人，哪能发现这个外貌普普通通的人是公安便衣呢？
与公安打交道，实质上是与老虎打交道，一定得小心谨慎，绝对不能耍小聪明，阳奉阴违。第一，不能说谎，既不能隐瞒包庇，也不要添枝加叶，如实地汇报。公安规定汇报材料中只敍述过程，记录每人的原话，不添加任何评论和个人意见，以免影响他们的分析。第二，强制自己高度保密，即使在最要好的朋友Z君面前，也不露半点口风。否则，既不能自保，也不能保护他。
由于谨小慎微，兢兢业业，所以直至结案，公安综合对每一成员的审讯，没有发现我的汇报有任何虚假失实之处，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虽然同情W姑娘、W君和S君等人，但当年我认为他们应该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不但不能怪我，还连累了我。对于Z君，则一定得设法拉一把，并非他是我最要好的同学，而是他和我一样，确实没有搞反革命组织的初衷。
于是，当案情发展到一定深度时，就出现下面几句至关重要的对话。
我趁天雨，深夜与他在小街上步行时（室内担心窃听）对他说：
W姑娘已邀请我加入他们的组织，你怎么办？
你参加吗？Z君反问我。
你别管我，各人对自己负责。我回答。
怎么各顾各呢？要加入，一起加入嘛。Z君大惑不解，还在重友情。
当然只能各顾各，这是要杀头坐牢的呀！我提醒他。
胆小的Z君震撼了，沉默了一会儿，坚定地说：我不参加！
对啦！听到这句我需要的话，情不自禁地跺脚称赞他。
这里一共七句对话，在当晚的汇报材料上，删繁就简，只出现第一句和第六句。有了我不参加这四个字铺底，就足以使当初公安误认的Z书记得到解脱。果然，破案后Z君只关押一个多月，就无罪释放。公安当然不会完全相信我的汇报，须从当事人的口供印证，也需要所有涉案人员相互印证；再者，Z书记曾作过一次总结报告，还得榨一榨，如确实没问题，最后还要教育教育。
提醒Z君的做法是冒犯公安的，风险很大。公安要求线人尽量把对象的话引诱出来，怎么可以通过提示让他缩回去呢？因此，这种不忠于职守的小把戏，不可多玩，在整个案件中，仅此一次。
若干年后，Z君辗转听到我曾经当过公安局的眼镜，欲与我断交，我让他回忆当年的上述对话。由于在狱中多次抗辩，我不参加已深深植入Z君的脑海，我引导他的话已经忘记了。我开玩笑说：如果当年我说，这是个好机会，我俩赶快参加，将来会拜相封侯，你参不参加？Z君这才回忆起我不参加既是他当年的真实心态，也是我引导的结果。
（7）怎么都出布告？这么多！
公安破案大多在五一劳动节、十一国庆日或新年的前一、两天。大约是9月29或30日，这个反革命组织就收网了。这个组是否命名？是否正式宣布成立？一共有多少人参加？抓捕了多少人？是否有纲领性文件？搜查到了多少证据？还有没有别的薄弱环节？W君、S君各判刑多少年？
我不敢过问，至今都不知道。
说到证据，当年以言治罪，反革命案件的证据非常简单，只要有人举报你说过共产党、毛泽东的坏话，恶攻（恶毒攻击）罪名就成立。无论有无文字凭据，也无须举报人出庭作证，就可判刑。
使我大吃一惊的是，L公安不小心透露了一个绝密资讯。
破案一、两个月之后，某次见到L公安，他兴奋地告诉我：案子已经结了，都判下来了。从他脸上的喜色我领悟到，破案这样干净利索，他们受到了上级的表彰。与公安打交道的潜规则是少问，不该知道的就不要打听，问得越少越好，甚至不问最好。因此，我没有问W君判几年？S君判几年？
但我随口问了一句：怎么没看到出布告？兴奋中的L公安敞口而出：怎么都出布告？这么多！话一出口，他便知道失言了，想掩饰已来不及，我赶忙把话题岔开，装着听了不在乎的样子。
暗地里，我大吃一惊！我问怎么没看到出布告？很自然，因为当年我和广大群众以为所有的反革命案件，都要昭告天下，以儆效尤；战斗在一线的L公安回答怎么都出布告？也很自然，因为破获这么多！反革命案件不出布告，已成定规，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了。
这是我第一次获悉反革命案件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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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这一说漏了嘴非同小可。因为专制政权封锁消息，当年大家只知道发生了几桩零星的反革命案件，逢年过节也可以看到几张对广大群众具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件的布告，谁也不知道有这么多！
2003年读到杨小凯《中国政治随想录》中多如牛毛四个字，我立即联想起L公安说的这么多！三个字加一个惊叹号。相隔40年的两种说法相互印证，都是可靠的。［注10］
反革命案件这么多！，证明中共已民心丧尽，丧失了继续执政的道义性；法院判决的案件不出布告，说明法律的虚伪性和执法的非正义性。在这种无声无息政府行为的掩盖下，从1951年到1997年到底破获了多少反革命集团？判处了多少反革命份子？杀戮了多少反革命？我想中共内部，乃至高层，恐怕都是一团漆。他们不用统计，也不需要统计，按照一位公安说法是：反革命份子不怕多，有多少，抓多少！多办几个劳改工厂，劳教农场就是。当然，以上思考和分析都是后来才得到的。
破案后不久，我接到通知，X月X日中午12时去火宫殿二楼小餐厅。我按时到达，一位小公安先我而来，原来是首长请吃饭。稍等了一会，由Y副局长（胖子）带队，所有与我见过面的公安都来了，一一热情握手。那次到学校来抓捕我的黄黑色国字型脸膛也来了，满脸笑容，握手特别有力。Y局长仍然是那么大喇喇的，一屁股坐了首席，然后把我拉在他的身边坐下
席间，Y局长表扬道：与党和政府密切配合，为社会主义事业，为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立了新功，非常光荣。临了，Y局长示意，小公安递过来一个信封，我没接，他放在我面前，说：
这是给你的奖金。
我摇摇头说：这个不能要，我有一份工资，不能拿另外的钱。 ［注11］
公安们便七嘴八舌劝：过河钱，河过钱，花了不少。还有买信封、邮票的钱。辛苦了，跑了许多路，收下吧
我推辞再三，诚恳地回答：不是为了钱，为社会主义事业作点贡献，是应该的。
见我拒绝的态度非常坚决，最后，Y局长微笑着注视我，点点头，轻言细语地慢说：收下吧，别嫌少。
首长开了口，再不收下，便有过分矫情之嫌。Y局长语轻言慢，内涵丰富；眼神深不可测，令人敬畏。为了表示听党的话，我身不由己地伸出手，把信封抓在手里。
乘小火轮过渡时，从信封里抽出来数了数，6张5元的崭新钞票，便有些生气。父亲的一位右派朋友倪老先生，是位虔诚的基督徒，曾拿来一些小册子，其中有一本介绍耶稣的生平，我读了，很受感动。耶稣是被犹大出卖的，正是30个银圆。今天，公安奖我30元（当年相当于一个青工一个月的工资），不是具有讽刺意味吗？少一元、多一元都可以，万万不能接受这出卖朋友的30元。
怎么办？
我有一个习惯，遇到问题喜欢躺下来独自思考，求得解答。一是半夜醒来时深思，一是躺在青草坪上仰望蓝天白云凝想。深更半夜，一觉醒来，万籁俱寂，没有干扰，此时扪心自问，便可良心发现；风和日丽的日子，独自躺在青草坪上，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仰望蓝天，深邃莫测，白云苍狗，变幻无穷，容易理清头绪，求得最佳解答。
当时天气很好，我便不忙着回家，漫步到离渡口较远的堤岸，躺在青草斜坡上凝思，想把这些钞票撕得粉碎，扔进水里
忽然记起曾拾过一张5元钱，拾到时心中一阵窃喜，过后又想，丢了钱的人好心痛
钞票是没有罪的，何不把这些钱一张张扔到湘江里，漂流到远方，让偶尔拾到的渔翁、妇人、孩子高兴高兴呢
对！就这么办，这叫做制造快乐。
于是，我翻身坐起来，把一张张钞票搓成团，扔进流水，目送它们漂着，漂着，有的沉入水里，有的一直漂到看不见
制造了六桩快乐，自己的心境也平和了，才慢慢起身回家。(待续)
[注10] 杨小凯判刑十年在岳阳建新农场劳改，与众多牛鬼蛇神厮混在一起，获得的资讯是可靠的。见杨小凯遗著《牛鬼蛇神录》。
[注11] 当年规定，在一个单位工作，不能拿另一个单位的钱，否则便是投机倒把。见我的自传体中篇小说《笑泯恩仇》（14）（15）《夜战打击办》上、下两章
8） 第二桩反革命案件
破案后，我心情复杂，愁眉不展，常常半夜三更被噩梦惊醒，心惊肉跳，不得安宁！脑子里像打仗一样翻滚，矛盾重重，左冲右突，总是出现一些针锋相对的提示：
为社会主义事业作了贡献，应该感到光荣、高兴！ V 别捏着鼻子哄自己，不过是出卖朋友，出卖灵魂！
党和政府挽救了你，应该听党的话，跟政府走。V W君对共产党、毛泽东的分析，是客观正确、符合事实的。
不能被反动言论迷惑了，绝对不能同流合污。V 朋友们都抓起来了，自己却去赴宴领赏，这是人干的事吗？
L 公安说这么多！，真理似乎在多数人一边。V 不要让思想成为脱缰野马，那是非常危险的
首长请吃饭后不久，接到通知，X月X日下午2时到毛家桥XX号二楼XX号房间谈话。心想，公安事真多，又是什么事找我呢？猜不透。猜不透就不去想，管它三七二十一，浑浑噩噩，届时去了便会知道。
通知就是命令，只能准时到达。毛家桥在南郊火葬场下面，到了那里，看到大门口挂的牌子是郊区公安分局。上楼后找到房号，轻轻敲门，一位30岁左右、衣着整洁、眉英目俊的年轻公安便衣，开门热情接待。面对面握手时，我发现他目光诚挚，微笑亲切。
室内只有他一人。他客气地请我坐下，泡了两杯香片浓茶，递给我一杯，然后坐下来与我促膝谈心。
首先进行表扬：听市局同志介绍，这次破案有功。背叛剥削阶级家庭，表现不错。但他随即说明，我们这些隐蔽战线的工作人员，功劳再大，也只能当无名英雄。
他自我介绍：姓刘名正文，是郊区公安分局政保股的。他说：今后你直接与我联系，有什么困难直接找我。他让我记下他的电话号码和通信地址。
至此，我明白了：原来与我联系的公安都是市局的，我住郊区所属岳麓地区，现在把隶属关系转到郊区来，便于继续控制、利用。难怪刘公安笑眯眯的，原来笑里藏着
见我比较拘谨，刘公安说：我只比你大几岁，我们就像兄弟一样，友谊与合作是长期的。
第一桩案件破获后，我曾天真幼稚地想，可以结束这种不正常的生活了。但随后知道不可能，请吃饭、发奖金，都是先兆，今天谜底终于揭开，要长期为公安服务。怎么办？没有办法，暂时只能服从。
刘公安继续说：我们要为社会主义事业一直干到老，干到退休，到那时回忆我们今天见面，就会感到骄傲和光荣。刘公安与众公安不同，深谋远虑，喜欢从长计议。我心想，你是国家干部，到时候可以享受退休；我这个可怜的代课教师，到哪里去退休？刚想到这里，刘公安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说：
关于你的工作，我们研究后，安排在岳麓印刷厂。你的字写得漂亮，暂时去刻钢板，[注12]
拿计件工资。我问了一下，那个车间去年人均月工资60多元，比我这个小干部高多了，你的意见怎样？
岳麓印刷厂是区属企业，没有一定关系还进不了，代课已经代烦了，不去咋办？安排了不服从，行吗？
我只能点点头，表示同意。
刘公安将一张岳麓区工业办劳动人事调配单递给我，一边说：这是临时安排，今后还有考虑。你自己看中了哪个单位，只要不是党、团员的机要职务，跟我说一声，都可以安排。国营的也行，工资级别、转正等问题，我们说了算！
口气真大，给我吃的定心丸，也很甜。我想，他不是吹牛，完全可以办得到。但被公安捆得越紧，自己的自由度就越小，就得一辈子为他们服务。他姑妄言之，我只能姑妄听之。
后来得知，这位单线联系的新顶头上司，是郊区公安分局政保股副股长。
就这样，我成了岳麓印刷厂（简称岳印）刻钢板的工人，住车间楼上集体职工房。
上班不到半个月，就遇到了一位反革命。
那是个周末晚上，几名职工在下象棋，我路过时技痒，观战一阵，见水准低劣正想走开，一位瘦高个青年进厂来，职工纷纷说陈亚陆来了，我们不是对手，不下了，便一哄而散（实际是躲避肺结核病人）。这青年见我站在一旁微笑，便挑战说：来，我俩战一盘。我谦虚地说：恐怕不是你的对手。他寻觅棋友心切，大喇喇地说：来，来，来，不要怕，输了不过一盘棋嘛。颇有一点《水浒传》里林冲棒打洪教头中那位洪教头的架势。
我慢吞吞地就座，不敢轻敌，抖出浑身解数，一连大败他三盘。他满脸尴尬，一边讪讪地说厉害，厉害，一边出门回家去了。
陈亚陆读高中时因肺结核休学，几年来一直没痊愈，现在是个刻钢板的个体户，住在贴隔壁。一位青工说：他常常吹嘘，岳麓印刷厂没对手，你来了，跟我们出了一口气。
高考落榜后我流览过两本棋谱，水准稍高于一般民间棋手，但仅仅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本事并不过硬。
陈亚陆棋瘾很大，过两天看见我，邀到他家夜战，我心不在焉，三战二负。于是，他松了一口气，摇摇头说：那天你连赢三盘，吓我一跳，今天看来，水准也不过如此。
两人相对大笑。
由于命运、年龄、文化、棋艺旗鼓相当，一来二往，就混熟了。
一天晚上在他家下完棋，他突然问我：
世界上，做什么生意最赚钱？
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做生意的事，便照实回答。
按照秦始皇生父的说法，陈亚陆说，生意不同，赚钱的数量级便不同；选中了某种生意，赚的钱就会成倍增长。
书生意气，纸上谈兵。我当然知道秦始皇的生父是谁，不以为然地说。
做粮食生意能赚多少呢？陈亚陆全然不顾我的反感，像是自言自语。
可赚十倍。我应声而答。
做珠宝生意能赚多少呢？陈亚陆又问。
可赚百倍。
话音刚落，两人抚掌大笑，原来这是战国末年吕不韦故事中的对话。[注13]笑毕，陈亚陆说：
我想做国家生意。
当时象棋还摆在桌上，我便随口答道：
那我就做你的马前卒吧。
陈亚陆听了，非常高兴，正色道：
好，一言为定！这是一本万利、无本万利的大事。
我见他来真格的，担心他误入歧途，便隐晦地劝道：吕不韦不是没付本钱，最后付出了最大的本钱啊！
不怕，陈亚陆说，不成功，便成仁。自古以来就是这么回事。
接着，便对现实大肆鞭挞
陈亚陆已经明说，他想做国家生意 搞反革命组织。一个痨病壳子，哪有身体担当那样的重任？但他不自量力，使我陷入两难境地向刘股长汇报还是不汇报呢？
真应了L公安的话，反革命这么多！出门走错了路，碰的都是反革命。
那时，我已知道自己处于严密的监控之中，如果不汇报，万一密报先到刘股长那里，就糟了；如果汇报，又一桩反革命案件浮出水面，不知要连累多少人！
压了两天，犹豫不决，很是焦急。第三天，我去二楼排字车间找一个铅字，C老师傅对我说：你天天晚上在陈亚陆家下棋，他有严重的肺结核，知道不？（我父是老肺病，一直没有传染给我，所以我不怕）我很奇怪，便问：你怎么知道我天天晚上在他家下棋？C老师傅指指排字架后面的窗户说：你去那里看看。我走到排字架旁一看，傻了眼：窗户对窗户，一条小排水沟，把两栋房子隔开，从这里俯视，陈亚陆家的书桌（下棋处）一览无遗。上周C老师傅晚上加班，在排字架间走来走去，看得一清二楚。
暗地里，我大吃一惊。可以肯定，C老师傅不是监视者，如果他是监视者，就不会告诉我。但真正的监视者看到了，甚至窃听了陈亚陆与我的谈话，不向刘股长汇报，怎么行呢？
我吓得魂不附体，当晚在陈亚陆家下完棋，赶紧写好汇报材料投入邮筒，只是把事情发生的时间推迟了三天。
（9）严密的监控
共产党对所有的人都不信任，包括他们的自己人。对我这种敌人营垒中投降过来的人，不但要检测汇报材料的真实性，更要鉴别我反水是真是假，因此，我料定，公安会对我进行监控。
早在攻破第一座碉堡时，他们就使用美人计，进行侦测。
那时，我在杜家塘小学代课，住学校，在家里吃饭。家很近，从农民的橘园里抄近路，五分钟可达。
一天中午我拎着竹壳热水瓶回家午餐，老远就看见橘园里有个女人的身影在躲躲闪闪。走近了，女人回转身来，满脸尴尬地问道：
请问，朱老师家在哪里？啊，原来是个有几分姿色的年轻姑娘。
哪位朱老师？我怕弄错，反问她。
朱XX，她回答，我是她的学生N，来看望老师。
哦，她是我妈妈，就在前面，不知她是否回家，你跟我走吧。那时侯，母亲在较远的银盆小学教书，回家的次数较少。
我把N带回家，母亲正巧回来了。师生相见，说了些嘘寒问暖的话。请N一同吃饭，她以吃过了为由坚辞，我们吃完饭，她就告辞了。
她一走，母亲便唠叨：不知N嫁人没有？也不知她是否看得上我们这样的家庭？
我赶忙制止说：妈，您对人家一点都不了解，少些非分之想吧！
实际上，我是告诫自己不要有非分之想。那时，我已24岁，正是东张西望寻寻觅觅的年龄。但理智告诉我：即使N未嫁，如果出身不好，她要借助性别这张王牌，嫁个出身好的，改变成份；如果出身好，我这只癞蛤蟆，就休想吃天鹅肉了。
由于有思想准备，此后N频繁来学校，我对她不即不离，故没有故事发生。
N
是个蹩脚的演员，接触不久，便发牢骚，小骂共产党，对我的境遇十分同情，三番五次煞有介事地感叹这么有才华，不让进大学，真可惜了！说完，总是用期待的眼光看着我，希望我接续几句。而我，总是笑而不答。实际上，从她谈吐的水准可以看出，她根本不知道我有没有才华。
一般在我晚上备课、批阅作业时，N悄然而来，坐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离去。校园外要经过一段人迹稀少的支路，我只好送她一程。青年男女在清风明月下漫步，同行却异梦，丝毫没有罗曼蒂克的感觉。
回味第一次见面她埋伏在橘园里，要确定我母亲已回家，要在暗中指认我并等到我回家午餐的时刻，要教会愚笨的N见到我不红脸，应对自如
也难为了那位幕后指挥者。后来，母亲了解到她已婚，便更厌弃她了。
我之所以不撵N，是要看看这句戏如何落幕。(待续)
[注12]
当年大学讲义由教师编写之后，再油印。刻字工人用铁笔、钢板将教材刻写在蜡纸上，油印出来，装订成册。岳麓山下大专院校林立，讲义需求量大，刻钢板成为当年当地的一种职业。电脑一出，这个行业就消亡了。
[注 13]
战国末年，商人吕不韦从不同生意的赚头不一样发现，做国家生意赚得最大。于是，他用阴谋诡计使自己的儿子继承了秦国的皇位（即秦始皇），自己当了秦国的宰相。后因秦始皇怀疑他，便服毒自杀了（付出了最大的本钱）。做粮食生意可赚十倍，做珠宝生意可赚百倍，是故事中的对话。
N越来越放肆，一天晚上坐在我的床沿谈话，孤男寡女，同处一室，她突然往后一倒，仰天摊在被子上，投来一个媚笑，我赶紧把头扭到另一边。在送她回家的路上，老往我身上靠，我一让再让。
断交的日子终于来临。这天晚上送到分手的地方，她突然邀请我去她家，我不愿去，她拉着我的手扭头便跑，却转向跑到墙边，自己背靠着墙，顺手把我一拉，面对面地压在她胸脯上。
月光照着她洁白的脸，乌黑的眸子里漾着欲火，呈现出一种淫荡美。
我呆若木鸡，甚至嗅到她呼出的女性荷尔蒙芬芳，都使心不动。
她在等待什么，十秒钟后见我无动作，便用嘴唇在我的嘴唇上飞快一掠，像泥鳅一样滑开，溜走了。
第二天，我看见她板着脸从学校办公室走出来，彭校长跟在她身后，便知道有人怂恿她倒打一耙，恶人先告状了。彭校长了解情况后说：有天晚上我看见她从学校里走出去，感到情况不对头，这是个街道上有名的破鞋，别理她就是。
幕后指挥者先是想通过N引诱出我的反动言论，没达到目的，又想把我的名誉搞臭。终于徒劳一场，白费了力气。
第二位Y姑娘是个知识青年，她回乡探亲与我在公共汽车上萍水相逢。她拎着好几个大包小包，我怜香惜玉，下车后帮她把两个最重的包拎到她家门口。两人交换了姓名，我把工作单位告诉了她。过几天，她翩然来访，塞给我一张约会的纸条。晚上见面谈得很投机，分别时依依不舍。几次夜游后进入热恋，花前月下，相拥相吻，卿卿我我，海誓山盟。她没有政治方面的挑逗语言，但总是向我推荐她的堂兄XXX，称赞他和你一样有才华、有学问、有能力，希望你们成为好朋友。她告诉我，她的堂兄在县区，我们可以到他那儿去玩，也可以约他过来。她提了三次，我都没吭声，难道是让堂兄来拿主意，鉴别我的学问和人品？虽然相处时间不长，但我发现Y姑娘屡屡言过其实，喜欢夸大其词，对她讲的话信不过。我没有同意与她堂兄见面，也没有拒绝。
很快，她又要下乡去，相好得差不多要以身相许，却不让我进她家的门。离别前的夜晚，拥吻到最深沉时，她突然抬起头来急切地说：你得赶快逃跑，派出所要抓你。仿佛被毒蛇咬了一口，我像弹簧一样松开她，问道：你怎么知道的？她回答：你别问，我是真爱才告诉你的，赶快逃跑，还来得及！气氛陡变，不能彻底交心，情感温度顿时降到冰点，不欢而散，从此分手，天各一方。
跑，跑到哪里去？普天之下，莫非毛土；率土之滨，莫非毛臣。跑了抓回来，罪加一等。要是在以前，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会急得睡不着觉。现在，与刘股长谈话不久，哪里会有这样的事？我置之不理。
不久，刘股长召见，问我是否认识XXX，我回答不认识，但听说过，便把来龙去脉如实汇报一番。刘股长问：为什么不与他见面呢？我回答：Y姑娘有点夸夸其谈，我还没有定下她，不想让他堂兄来考查我，耽搁几天后，她没再提，我也没有再问了。刘股长批评说：干我们这行要闻风而动，像这样的人很值得一见，你失去了一次立功的机会。这次县区破获一个反革命案，从XXX那里搜出一份发展对象名单，上面有你的名字。听刘股长这么说，我心里一惊，以为刘股长说的是真话。但再一想，不对头，既然反革命堂兄通过Y姑娘把我定为发展对象，她怎么又说派出所要抓你呢？这是十分矛盾的。于是，我就实话实说，将Y姑娘要我赶快逃走的话，向刘股长汇了报。刘股长笑着说：她胡说八道，女人的话真不可信。派出所凭什么要抓你，我怎么不知道？
后来，听说Y姑娘判劳教一年，是否因为这次泄密，不得而知。
连续用女人进行监控和试探，对我震动很大，也使我惊恐不安，疑心重重，只要有人在我面前讲一点点涉及政治的话，我就怀疑他是试探者。同时，也使我醒悟：无论怎样听党的话，怎么努力为公安卖命，他们永远不会信任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因此，我萌生退意，不想干了。但不想干行得通吗？不想干就证明你与党离心离德，就是背叛，将受到无情的惩罚
（10） 突如其来的忠诚考验
在岳麓印刷厂工作期间，长期对我进行监控是熊第萸姑娘。她曾与我妹妹同学，妹妹说她成绩死不好，一再留级。我见她双眼滴滴溜溜，顾盼神飞，感觉她很聪明。她是排字车间的学徒，那还是铅与火的活字印刷时代，依靠工人在字架上一个一个捡铅字。
那时我年轻，精力充沛，比较勤奋，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学习一个半小时。不准读封、资、修的书，便读《毛选》、《毛主席诗词》和报纸，有时练习书法。读得无书可读时，便学习汉语拼音，将毛诗、语录一条一条用汉语拼音默写出来
8
点钟上班，熊姑娘总是早到四、五十分钟，将坤包往自己车间里一扔，便快步来到我的办公室，与我切磋书法，谈文学，或者谈天说地
她的师傅悄悄说小熊有意，我笑了笑，不敢苟同。有一次，我上楼办事，偶然从一个斜角见她窜到我的办公室，急急忙忙打开抽屉翻寻什么；另一次，趁我不在翻寻我的字纸篓
我心中有了数，啊！她，带着任务。除了写给公安的汇报材料，我没有任何秘密。公安严格要求汇报材料的草稿纸，通通及时烧毁（丢到厕所粪坑里都不准），以免泄密。因此，她找不到什么东西，一次次徒劳。
熊姑娘全程监控我三年多。当我准备结婚把爱人带到厂里亮相后的第二天清晨，办公桌上发现一封无厘头告别信，署知名不具，字迹工整，信里没有具体内容，但在字里行间浸润着深深惋惜、留恋后的无奈之情
三年多朝朝（除礼拜天和节假日）相处，我已深深印在姑娘的心上，但她怎能爱上一个出身不好、公安长期监控的人呢。
2001年走访一位岳印老同事，告诉我熊女士某天晨炼时突然倒地，咯血不止，急送医院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我默默悼念，脑海里浮现出她年轻时的倩影，但产生了一个疑问：神为什么安排她在清晨倒下呢？那是我们数百个朝朝相处的时刻啊！
除了上述异性监控，实际上，岳印的每一位党、团员，每一位干部，每一位出身好的积极分子，哪一个不用另一只眼睛关照着我？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只有跟着芸芸众生混日子，头脑不想事，内心不容纳半点反共反毛的思想杂念，才能苟活下去。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来临，早已不为公安服务的我，又受到一次突如其来的忠诚考验。
那时，我在一家民办机械厂工作，已是一位能独当一面的模具钳工。一位订购了几套模具的顾客老章，到厂里来与我谈产品质量，催促交货时间。因有求于我，很自然地请我到茶馆喝茶，去饭店吃饭，还送我两小盒硬质合金（金属切削刀具，比较贵重），慷慨而又大方。萍水相逢，如此友善，我当然心存感激，便与之日亲日近了。每次会面聊天，老章总是时不时冒出一、两句有关政治的话题来撩拨，但我绝不答腔。一方面，我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不会再上当受骗；另一方面，我确实不愿谈政治，不想再惹麻烦。一天，我俩并肩步行去某地，他发表一通反共言论后，突然用肘拐碰我一下，压低声音问道：
挖墙脚吗？
我心里一惊！第一念头是：真反革命，还是来试探我的？
我没有吭声，装着没听清，等待他继续发挥；他嘎然而止，不再说第二句了。
这可难为了我。如果是公安派来的探子，不汇报，就证明对党不忠诚，重犯知情不报罪，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处理掉；如果是真反革命，汇报后又要钻入碉堡内部去攻破，继续伤天害理，与人民为敌。
怎么办呢？前思后想，举棋不定，焦虑万分。一天半夜醒来，突然悟到要用时间进行考验：如果老章是动真格的，下这么大功夫来拉拢我，没有听到我的正式回答之前，不会轻易放弃，还会来继续动员；如果老章是公安派来探子，已经完成试探任务，早已向公安汇报领赏去了，不会再来
这个判断应该是正确的。等了一个多月，不见老章的身影，我便向市局一科刘正文副科长（已升官从郊区分局调入市局）写了一封信，详述老章其人其事
没有回音，也没有召见。春节到刘科长家里拜年，顺便问及此事，刘科长轻描淡写地说：交给别人办去了。这一回答，证实刘科长收到了信；同时可看出，老章是公安派来试探我的。稍稍分析便知，如果我提供的是有价值的情报，闻风而动的公安会立即召见，了解老章与我交往的过程，详细记录他的反共言论；虽然也可以交给别人去办，但至少得口头表扬表扬呀！
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我又一次经受了党和政府的忠诚考验：姓陈的脱钩这么多年，听到反革命言论，仍向政府报告，这人也许改造好了。
70 年代初，001号案件[注14 ]
爆发时，我住在下麻园岭。由于居委会有人密报我是可能的作案者，引起公安对我进行一次暗查。多年后，邻居才告诉我，那天晚上，一、二十个人站在前面菜园里，唧唧喳喳议论，后来只派了治安主任和两位妇女上楼来，与我见面，观察动静。第二天，趁我上班时，打开房门进行了一次彻底搜查。
考验持续到90年代中期，前后有三位认识不久的青年，虚心向我请教时，发牢骚，讲怪话，透露一点点想搞组织的意图。当时我已50多岁，便名正言顺地用
长辈的口吻教训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党的天下是稳固的；如果有能力，完全可以到经济领域去发挥。我没时间也没必要去搞清楚其中有无公安的密探，即便有，公安听到我的话，也无可厚非。那时早已改革开放，叫青年人去发财是党提倡的正道，对无产阶级政权不构成任何威胁。
从中共的历史看，不信任任何人简直是毛泽东的专利，也是历次运动整人的根源。我深信，晚年毛泽东已疑心重重，走火入魔，草木皆兵，无人可以信任，并在高层实施了严密监控。用文件上的话来说是伟大领袖洞察一切，七老八十，窝居深宫，光看文件、听汇报，哪能洞察？只有多渠道秘密监控，才能了解每一员封疆大吏是否忠诚。文革初始，毛泽东点了名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就是有人密报张在私下讲了毛的坏话。
监控，使人产生恐惧，使人的尊严、价值丧失殆尽，使八亿中国人民全都匍匐在领袖脚下，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奴隶。在那样缜密、细致的监控下，人人自危，只能诚惶诚恳，彻底臣服。(待续)
[注14]001号案件：大约在70年代初，长沙市有人购买了十几张毛泽东标准像，用刀子在每张像上划一把叉，然后趁黑夜分别投入十几个邮筒。公安接报后，如临大敌，在全市开展地毯式摸查。详见《笑泯恩仇》
(11） 引诱犯罪、真老虎和密捕
陈亚陆这人是个口头革命派，每次见面，总是空谈他前一夜的种种想法，虽然时不时冒出一、两句豪言壮语，但骨子里还是胆小怕事的，瞻前顾后，畏畏缩缩，根本没有W君那种干一番大事业的气魄。一方面，显示了他体质羸弱，性格优柔寡断；另一方面，也很正常，在这种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上，谁敢不掂量掂量共产党的份量！
他畏葸不前，我只能附和，并乘机起一点点阻遏作用，绝对不能把他往反革命邪路上引。但我也不能说得太露骨，以不暴露我的身份为度。
有一次，他考虑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感叹道：
这事要是六○年、六一年过苦日子时干就好了。如果那时蒋介石反攻大陆，大家起来配合，共产党早就倒台了。现在干，只怕是鱼过装壕，没有意义了。[注15]
他萌生退意，我当然点头称是，表示赞成。
他的这些想法和言论，我都如实地向刘股长汇报了。
此后，陈亚陆好一向没来找我，我也没有主动去他家。
一天傍晚，刘股长来电话（厂里承接业务的电话，允许职工使用），叫我马上到荣湾镇岳麓分局去，要快！我遵命，立即乘公共汽车赶到。刘股长站在大门口等着，立即把我引进二楼会议室。推开门一看，呵！好多人，十来个，济济一堂。
原来是市局领导、郊区分局领导和岳麓地区政保股的公安，在研究案情。领导发现陈亚陆案件停滞不前，临时决定把我招去，动员和指导我如何迅速突破。
当年公安研究案情，大多喜欢抽烟，一支接一支，会议不散不熄火。我进门时，满屋烟雾缭绕，弥漫着尼古丁的呛人气味，证明会已开很久了。
我进门后，市局L公安、分局L副局长站了起来，我赶忙走过去，抓住他们伸出的手，握一握。L公安、L局长满面笑容，一番表扬加鼓励后言归正题，叫我重新汇报一下案件的进展情况。
我如实汇报后，L局长问：
陈亚陆想打退堂鼓，是真是假？
当然是真的。我回答。
不对，L局长批评说，你被阶级敌人的烟幕弹蒙蔽了。阶级敌人反对我们共产党，是本质决定了的，不会改变。他以退为进，在观察和试探你的决心。如果在这节骨眼上你表现消极，他就可能将头缩进乌龟壳里去了。
我总不能引诱他犯罪。我喃喃地说。
不是引诱犯罪！L局长斩钉截铁地说，你现在是党的隐蔽战线的战士，把阶级敌人引诱出来，是你的光荣任务。前次，陈亚陆说他想做国家生意，你马上说愿做他的马前卒，这个马前卒就回答得非常到位。你不这样说，他就不会把下面那句一言为定说出来。因此，你要尽最大努力，把他的心里话掏出来，让他鱼过了也要装壕。
我低头不语，时间像凝固了一样，屋子里很静，听到墙上的时钟滴答滴答地响。
你还有什么顾虑？
马前卒一类的话我可以讲，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不愿意从我的口里说出来。我回答。
不，
L局长又一次纠正我的看法，为了挖出阶级敌人，你讲几句也无妨，关键是不要超越他，不要讲到他前头去了。他讲三分话，你就点点头；他讲五分话，你就讲个两、三分；他讲八、九分，你就讲个四、五分，目的是把他的话引诱出来。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你心里是拥护共产党、毛主席的，就行了。
其他公安七嘴八舌支持L局长的说法，鼓励我进行引诱。纷纷拍胸担待：怕什么！这是策略，保证没问题，大家都知道你有一颗红心，我们公安说了算
其实，陈亚陆只是心里有些想法，仅仅同我说了，不像W君，并没有发展组织。我说出了我的担心。
发没发展其他人，现在还不能确定；跟你说了，就是发展组织。这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反革命份子，那么恶毒地攻击党和毛主席，绝对不能心慈手软。他不是纸老虎，也不是死老虎，因此，你不能麻痹大意，要做真老虎打，要做恶老虎打！
我没得话说了。
你还要严密注视，有没有后台老板？最后L局长补充。
这次会议，用共产党的话来说，是要解决我的右倾思想问题，鼓励我引诱陈亚陆犯罪，把一个普通知识青年当作真老虎、恶老虎来打。当年，中共就是用
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用法西斯手段，用大量资金、人力、物力，来打击手无寸铁、分散单个思想犯、言论犯、良心犯的。
不过，L局长还是有些先见之明。
陈亚陆并没有死心，恰巧就在公安开会的第二天，又来找我，晚上下棋后提出新的方案，应该先写一个纲领，并要求我执笔写出来。这一招相当厉害，显示陈亚陆绝非等闲之辈：你不是同意造反，愿意入伙吗？那么，请拿投名状来。[注16]
我当然不能执笔写纲领，况且确实不知道怎么写，便顺理成章地推脱：写一篇文章没问题，但纲领怎么写？要写些什么，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大的事，我怎么能胜任？还是你自己写吧。
理由充分，他无法驳斥，只好自己动手写。
另外，陈亚陆还告诉我，与湖南大学一个刻钢板的右派，曾多次探讨这些问题，右派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但暂时不同意与你见面，以后再说。
这些情况汇报上去后，特别是陈亚陆的纲领写了几个晚上之后，公安认为案件已经成熟，决定密捕。
事后，我也考虑过，为什么要密捕？你们中共是泱泱大国的堂堂执政党，公安机关隶属于堂堂的人民政府，打击你们认定的头号罪行，为什么不公开执法？在光天化日之下，派出着装整齐、威风凛凛的公安，在众目睽睽之中公开逮捕，起到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打一儆百的良好效果。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偷偷摸摸的方法？
答案仍然是这么多！，做贼心虚。如果天天抓人，到处抓人，形成红色恐怖，怎能体现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安定，歌舞升平？于是，只好委屈公安在夜幕的掩护下，贼头贼脑地把人逮来，把影响面缩到最小。
像陈亚陆这种情况，除了不让群众知道，不造成社会影响这个理由之外，完全没有必要使用密捕。密捕显示了共党政权理亏、心虚、胆怯，显示出他们制定的法律的虚伪性和执法的非正义性。
刘股长招我去，交代了密捕方案：晚上9点钟左右，把陈亚陆从家里带到就近的湖南师范学院南院体育场。
我遵令执行，晚上8时半，到陈亚陆家里，邀他出去走走，他便跟我一起走到常去的体育场。体育场内，夜幕下有几对男女的身影在晃动，仿佛在恋爱。有一对从我们身旁经过时，听到男的提高声音说话，是刘股长。事后刘股长告诉我，他是故意提高嗓音，跟我打招呼。公安动员了艺术系几位出身好、政治可靠的女生，每位公安配一个，装扮成情侣接近罪犯。女大学生们看到公安当场抓捕两个坏蛋，惊奇得不得了。她们为党的事业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感到非常光荣，兴奋得终身难忘。
我和陈亚陆进入体育场后，坐到一个木架上。他告诉我：纲领初稿已经写完，明天誊正一遍，再给你看
刚说到这里，便看见前后左右迅速围拢来几条黑影，我听见刘股长大声喝道：
什么人？举起手来！
远处楼房的灯光映着，几支黑黝黝的手枪，对准着我们。
我和陈亚陆慌忙站起来，乖乖地把双手举过头顶。几位便衣一拥而上，将两人戴上手铐，塞进停在路旁的吉普车里，一边一个便衣，拽着胳膊，拎着衣领，一溜烟开进了荣湾镇岳麓分局，在一间灯光雪亮的房间里宣布逮捕
刘股长对付陈亚陆，一位小公安对付我。宣布逮捕后，各人在逮捕证上签字。摆在我面前是一张白纸，我拿着小公安递过来的钢笔，装模作样地在纸上画了画。陈亚陆签字后，我看见刘股长从他内衣口袋里搜出几张折叠的纸，刘股长问这是什么？听见陈亚陆老老实实低声交代：纲领。
接着，就押到后面牢房里去了。
陈亚陆一走，几位执行任务的小公安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演戏，真像演戏一样，但是，是演出一幕残酷的真戏。在陈亚陆惊恐的眼神里，公安像天兵天将神奇地降临，一举将他刚刚写好的纲领缴获
我笑不起来，呆若木鸡，脸色惨白
一位小公安:关切地问：你是不是病了？我才清醒过来。[注17]
（12）公安局的一条狗！
罪过，罪过，罪过！
丧德，丧德，丧德！
公安利用我这个活生生的人做诱饵将陈亚陆密捕后，一向身体健壮的我，真的病了一场。头痛头晕，感冒发烧，浑身冷汗直冒，几天卧床不起；深更半夜，屡屡从噩梦中尖叫而醒。扪心自问，良心发现，痛苦不堪，我已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如果说，第一桩案件还勉强有理由推脱，是公安逼迫干的，那么，第二桩案件就没有多少理由可以卸责了。你坚决不做公安的走狗，陈亚陆绝对不会被逮捕这是一种令人发指的罪行，将来要清算，会遭报应的。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我心焦如焚。想到了死，不是自杀，而是被杀。
如果直统统地宣布不干了，冷酷的公安绝不会因为曾经有功心慈手软而赦免，因为你知道的太多，最终会找个小小的由头灭口。这是当特务、做线人再翻悔退出的必然下场，古今中外，无一例外。
撤退是铁定的，就是冒死也得撤退。问题是如何不露痕迹地撤退，尽量争取死里逃生。人生走到考验我智慧的关键一步，动员了全部脑细胞快速运转，经过一番苦苦的昼思夜想，终于悟出了道理。
我冷静地进行了分析：
在第一桩案件中，W姑娘为什么选中我为发展对象？是因为信任我。她为什么信任我？是因为她了解我家庭出身不好，了解我的祖父、父亲以及本人的情况。
陈亚陆为什么见面几次就将真心话告诉我？是因为他了解了我的家庭出身、本人情况后，认为这个人可靠。
那么，反过来，如果让所有接触我的人都认为我不可靠，甚至怀疑或听说我是公安局的眼镜，就没有人向我讲真心话了，我也就发现不到反革命份子了。
这就叫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对！就这么办，釜底抽薪，先把自己搞臭。
真正要搞臭自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不能逢人遍告我是公安局的眼镜，那样只会适得其反，暴露了不想干的意图，公安知道后仍然不会放过你。只能瞄准某个机会，采用稳妥的、审慎的办法，让透露的消息在暗中传递开来。
冥冥之中如有神助，突然遇到一个极好的机会。(待续)
[注 15]
壕，原意为小水沟，农民借用这个词称安装在小沟流水里的一种篾制捕鱼工具，流水可以从壕中通过，鱼虾进去后无法逃逸。鱼过装壕为长沙方言，意为鱼群已经随流水过去了，再安装壕捕不到多少鱼，比喻最佳时期过去，再做某种事意义不大，有不大想干、可干可不干、勉强干一下试试等意思。
[注16 ]
投名状类似于名片，但内容比名片丰富。古人拜见某位长官，希望在他那里谋个职位，便写一纸履历交上去，这张纸便叫投名状。《水浒传》中林冲、杨志先后上山落草为寇，山大王要考验他们是不是真心背叛朝廷，便要求他们下山去杀一个人将人头献上，先犯下一桩罪表示义无反顾，也称拿投名状来。
[注17 ] 上世纪末，偶尔获悉陈亚陆逝世的消息，默默志哀，哀其不幸。刑满释放后，他曾在长沙市北区一家民营公司工作。
快过年了，一天下午去岳麓区政府办事，遇到工业书记，区长正叫他打电话调岳印厂会写毛笔字的人来写横幅、标语。工业书记见到我说：小陈，你来得正好，赶快把标语写了吧。顶头上司的命令，哪有不服从的，况且是光荣的政治任务，轻车熟路，立马动手。
光给区政府写横幅标语（此前我已尽过一次义务），不能达到搞臭自己的目的。巧就巧在岳麓公安分局管宣传后勤的来了，他正愁没人写标语，便央求我帮帮忙。任务已经很重，我不想答应，一看是公安的，马上满口应承。脑筋一个急转弯：好机会！把我写的字贴到公安局里里外外，不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和警告吗？真是妙不可言。
我尽最大努力，奋战通宵，将两个单位的标语、横幅、对联（总数将近100张）写好，在晨曦里乘头班公共汽车回家去睡觉。
第三天，路遇易启坤君，他用异样的眼光打量我，一字一顿、轻蔑地说：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了！
我默不作声，听候第一场正义的审判，这正是我需要的结果。
你的字烧成灰我都认得！ 易启坤君咬牙切齿，恨恨地说。现在我还记得，当年岳麓公安分局大门口贴着我写的门联，是一联毛诗：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我会看到结果的，我会看到你的下场的！易启坤君的脸上露出鄙夷的神情，眼里射出愤怒的火光，拂袖而走，从此断交。
易启坤君是我父亲同事的儿子，比我小四、五岁，高中毕业通不过政审关流落社会，自学中医谋生。当年许多青年都学写旧体诗词，他聪慧过人，自成一格。他写的诗词吟诵起来如行云流水，大有唐风宋韵，是截至目前为止我见到所有写旧体诗词的现代人中，写得最好的民间诗人。当年，他经常与我谈诗论文，研讨书法。易君可惜英年早逝，不能向他解释当年我的苦衷，不能让他分享这篇文章了。
第二位获悉消息的是何其善君，他的大弟弟与易启坤君同学，因而很快得到消息。何君是我初中同学，音乐怪才，少年时期就能玩十多种乐器，其二胡拉的《二泉映月》等曲子直追瞎子阿炳。他没有与我绝交，而是处处设防，发现有人接近我，便向那人发出警报。何君表面上嘻嘻哈哈，暗中对我深恶痛绝。90年代中期，何君不幸罹患肝癌逝世后，Z君才告诉我，当年有一次我与他一同登上一处六层高楼，凭栏远眺时，他几次想把我推下去，终因胆怯杀人而没有动手。
[注18]
臭味四处散发，消息不胫而走，扩散得比我想像的要快。
我还用个别交心的方法进行扩散。
那时候，我与小G同住一间房，他比我小几岁，共青团员，转业军人。小G只有初中文化，比较单纯、友善，我俩常常睡前谈心。一天晚上，我将为公安服务的事告诉了他，表示坚决背叛家庭，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请他多在政治上关心、帮助我，也请他严格保密。不久便获悉，消息已扩散到小G哥哥（高中文化）的朋友圈中。
文革开始后，小G是保皇观点。我在湖南大学看大字报，看到毛泽东给清华附中彭小蒙的信，晚上转告小G，毛主席支持造反派，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小G立马180°大转弯，紧跟伟大领袖闹革命，成为岳麓地区最先造反的工人阶级，自封湘江风雷岳麓战团司令，穿上军装，带上新结识的漂亮造反女友，威风凛凛地横冲直撞，揪斗走资派。1967年武斗期间，小G对我提供了充分的保护，这是后话。
岳印党支部周书记是个土改根子，文化较低，说话粗俗，开口闭口三担牛屎六箢箕。我便以追求进步、向党交心的方式告诉了他，希望他暗中在党、团员中扩散，再扩散到群众中去。周书记扩还是扩散了，但始料不及的是，他在党团员大会上骂道：陈XX啵，不过是公安局的一条狗！周书记是老党员，理应维护无产阶级专政，他这样骂，不是拆公安局的台吗？但他骂的话，几乎代表了所有人的看法。这样，就反证了公安听党的话，为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
种种说法的荒谬性和虚伪性。
消息传来，我又气又急又羞愧，好几晚上没睡着，真想告诉刘股长通过区党委训他一顿。后来想通了：第一，自己本来是公安局的一条狗，人家实事求是，只是说得太形象了，并没说错；第二，扩散消息是你的本意，他这样骂扩散得更快，实际上是帮助你；第三，他以前不知你的底细，是你自己告诉他的，刘股长认真追究起来，可能暴露扩散意图；第四，被别人骂成狗，比当真正的狗去咬人，好得多；第五，你是不想做狗，才被别人骂成狗的，今后可以脱离狗身份，应该感到欣慰
于是，我转忧为喜，暗暗表扬周书记：骂得好，骂得对，骂得及时！
就这样，黑角弯里吊颈自宽自解！我终于成功地跨出搞臭自己这一步。
（13） 两位失学的天才知青
敍述是线性的、平面的，事情只能一件件交代；但事物发展是多维的、立体的，许许多多事情同时交叉发生。公安把我安排在岳印前后，还发生、牵涉了两桩案件。
1954年，我在长沙市第十初级中学（1956年并入师院附中）读初二，结识了读初一的同学李良。当年我们不约而同地迷上了武侠小说，常常交换书籍偷偷阅读。
有一次，学校来了公安人员，各班进行突击默字，默写一些简单的常用字。这套鬼把戏在读小学时，大多数同学都经历过，心知肚明是发现了反动标语。将这些默写的字按原顺序排列，就是那条反动标语的内容。默写的字条交上去后，公安人员通过笔迹鉴别，便可查出作案者。
这次，学校还组织各班学生，排队进入男厕所参观，接受教育。我看到，最里面蹲位的间板上写着：
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 [注19]
这次默字后，李良便不见了，将近十年后相遇，李良才告诉我那条标语是他写的。当年对年龄小的学生没处分，只是将他转学到十一中去了。
这种档案袋里有现行污点的学生，莫说出身不好，就是出身好，都在特别关照之列。李良家庭出身大地主，他的一位不知隔几代的老祖宗，是曾国藩湘军的一员大将，在与太平军的三河战役中全军覆没，牺牲了。后来读历史传记，才知道这员骁将名李续宾。李良的父亲曾接受过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特别考验，蒙着双眼爬上一座高峰，走到一处万丈深渊悬崖边，命令为了党国的利益，往下跳！跳下去原来是一个事先挖好的沙坑，毫发无损，得到重用；不敢往下跳的，不予录用。他的父亲跳了，后来去了台湾，还是在劳改？不知道，反正没见过。
李良的爷爷是中南矿冶学院教授，当年70多岁了，老态龙钟，行动迟缓，由一个保姆服侍。李良可能是爷爷抚养大的，高中毕业后在家自学数学。我在杜家塘小学代课时，他来过学校，到岳印工作后厂房在马路边，来的次数更多了。
当时，李良告诉我，只用一年多时间，已学完高等数学全部教材，现在自学数论。我问他，那么多题目都做完了？他回答说，许多题目好像原来都见过，一看就明白了，解题速度特快。他独自解答出一个什么猜想，把论文寄到中科院数学所，回信告诉他，答案正确，但已由法国一位数学家在1938年解决了，鼓励他继续努力。当年没有电脑检索，又没有导师，这种重复研究难免。但全凭自学达到那样的高度，没有夙慧，脑子里没有大量数学细胞（即天生切近数学的才能），是无法企及的。我估计，照这样速度学下去，能很快升堂入室，甚至具有解决世界级高难度猜想题的潜能。如果能够沉潜到改革开放尊师重教的时代（那时人才奇缺），至少像李慰萱（见［注5］）那样，够资格聘用为大学数学教师。
然而，遗憾的是，在前景一片渺茫的情况下，李良坐不住了。当他找到我，在师院南院空旷的体育场，发了一大通牢骚，没等他说出难听的话，我四周看看，近处无人，便冒着极大的风险，义正词严地警告他：共产党是专挖别人墙脚出身的，绝对不容许任何人具有染指政权的思想倾向，现在特务多如牛毛，任何轻举妄动都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声色俱厉严重的警告，可能吓阻了他的某种萌芽思想，此后，他再也没有说过类似的话了。
为挽救这位数学天才，我多次劝说，说得太露骨，以至引起他对我真实身份的怀疑。
一次，他说：在共产党的高压统治下，生产力还是提高了。
我回答：生产力提高，是好事嘛。那时我确实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
他说：比如一个气球，往里面打气，胀满后，从气嘴里放出来，所有的分子都朝一个方向运动，形成很大的压力
我赶忙说：好呀，大家都做这种分子往一个方向跑，有什么不好呢？我希望他顺着共产党，混入芸芸众生，别朝反方向运动。
哪知他鼓着眼睛瞪我半天，仿佛辨认一个无法理解的外星人。然后，鼻孔里出冷气，鄙夷不屑地说：
哼！人各有志，不可强求。
又有一次，为长期找不到工作，大发牢骚。我介绍他去代课，不愿去，流露出孤注一掷的念头。
我劝他：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锲而不舍，可大器晚成。不要小视自己，何苦呢？
他鼻孔里又出冷气：哼，到时候，一包火柴，便解决问题了。（吞服火柴头自杀）
李良的性格中，缺少点能屈能伸的气概，太多了不屈不挠的倔强，不愿随大流，不大听劝告，不断朝反方向运动，终于酿成了人生悲剧。
石惠泽也是比我低一届的同学，中南矿冶学院教授的儿子，聪慧无比，智商极高。他排行第三，兄弟姐妹都说我们家就看老三的了。高中毕业后高考因同样的原因落榜。我去过他家一次，他的父亲正蹲在地上清理一堆旧书，每一册发黄的旧书的书顶口，[注20]
都写了君子自重四个楷体字。他家与李良家相隔一箭之遥，两人是多年的好朋友。在自学的过程中，不知怎么一来，石惠泽不合时宜地迷上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这方面的阅读量相当大，许多外国人名、书名，我闻所未闻。听他谈话，旁征博引，滔滔不绝，没有我置喙的余地。由于过目不忘，才具甚高，有点目空一切。某次他来杜家塘小学，适逢一位女教师请产假，学校找不到人，我便介绍他代了两个月课。反映是：讲课生动，很受学生欢迎。
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毛泽东时代男子无才，方可保命。
李良那种只适合搞科研的书呆子，如果循序读大学、研究生，进入数学所，肯定能出成果，甚至是大成果；石惠泽如能进入社科院亦然。但他俩生不逢时，社会刻意逼仄失学青年的生存空间，在理想的幻灭中自轻自贱，急于求成，两颗天才的极具希望的未来之星，终于被扼杀天才、残酷无情的时代黑洞吞噬了。(待续)
[注18] 何其善君的故事，详见《笑泯恩仇》（16）《非分之财》。
[注19]
这句反动标语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有一个自称为戴季陶的真实信徒的，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议论说，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
[注20] 书顶口：书籍被装订的一边叫书脊，跟书脊相对的一边叫书口，上方叫书顶口，下方叫书底口。
14） 李良、石惠泽叛国投敌案
还有一位高考落榜、石惠泽的同班同学曹辛星，读高中时曾在《诗刊》上发表过两首小诗。他进入左家垅蔬菜公司工作后，很快世俗化，不谈学习，只谈女人。与岳印的一位姑娘谈恋爱闹僵分手后，告诉我她屁股上某个部位有一块什么样的疤，说的活灵活现。按说此君应该平平安安，没什么问题，但他命不长。文革武斗时，一位曾经有过小嫌隙的邻居把他诱骗上山，掏出手枪一枪把他崩了。他曾跪地磕头求饶，但心狠手辣的邻居没有饶他。又按说此事神不知鬼不觉，这邻居青年也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他杀人后回到工厂得意忘形地自言自语：老子今天干了一件大事！这句话被一位积极分子听见了，文革恢复秩序后追查这位老子，那天干了一件什么大事？曹辛星命案才水落石出，此君打红叉的名字也就上了布告。冥冥之中，因果报应，自有定数，此处不赘。
像李良、石惠泽那样的失学青年，早已纳入街道居委会的监控范围。有天晚上，我去李良家，远远看见一个中年妇女鬼鬼祟祟地趴在他家窗台上偷窥，听到脚步声，慌慌忙忙走进隔壁家，又在门缝里偷窥我。我干脆过门不入，径直前行，仿佛一位过路人。此后，我不敢再去李良家，居委会把我的名字列入常来常往的黑名单，万一李良他们瞒着我干了什么，怎么说得清呢？
我也不能告诉李良有邻居偷窥，他本来就怀疑自己被监视。万一他与邻居扯皮把我顶出来，刘股长那里不好交差。可能是平日我劝告他的话留下太多的想像空间（那时我还没有搞臭自己），他也怀疑我。
一天，他突然用凶狠的态度审问我：你说，你的工作是怎么搞来的？
其实，这问题并不难回答。一则是突如其来，二则是他态度反常，一下真把我搞懵了，几秒钟没答上来。
好的，我知道了！他丢下这句话，扭头便走了。
过了十天半个月，我在师院新华书店翻书，他进来看见了，邀我到后面山上去走走。走走就走走吧，那是座几十米高的无名小山，长满了丈余高的小松树。走到半山坡，见这里远离马路，说话没人听见，便想坐下来再与他谈谈心，劝他回到数学殿堂，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解数学题。他不同意坐下，催我继续往上爬。又爬了几十步，我实在不想再往上爬了，便说：爬上去干什么？又没有什么名胜古迹。哪知他坚决得很，非爬到顶峰不可，我无可奈何，只好奉陪。
爬到顶峰，绝无人迹，团团松树遮蔽了我们，马路上汽车声音都听不见了。
你说，李良左手撑在一棵松树上，右手放在身后，面对面，目露凶光地审问我，你的工作是怎么搞来的？
我用平静的声音，按早已考虑好的回答，是我父与区政府一个熟人推荐的，要求字写得好。
撒谎！他恶狠狠地说，有人说，是派出所安排的。
屁话！我镇静自若，反问他，派出所凭什么安排我？
接着，我反客为主，问他你愿不愿意刻钢板？如果愿意，我可以分出部分业务，让你在家里干，每月保证收入30元。我知道他干不了，字写得并不差，但由于深度近视，不耐烦写密密麻麻的小字，习惯于龙飞凤舞画大字。
他像泄了气的皮球，脸上的剑拔弩张不见了，连连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接着，他从身后抽出一把雪亮的匕首，说：今天你如果还像那天一样回答不出来，我就宰了你。
我处变不惊，责怪他说：那天你那么凶，吓得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又笑眯眯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下山与他分手后，我的心倒蹦蹦地跳起来，好险！要不是镇静自若，后果不堪设想。此前，除了第一次公安把我抓到派出所，审问我的同学、朋友，报了他的名字外，从来没有将他的言论汇过报。相反，总是劝他和打消他某些想法的萌芽，他倒恩将仇报
为保护数学天才，避免麻烦，这一次，我又隐忍了，没有上报，只是提高了警惕，懂得了当线人有可能被激怒的对象干掉。
搞臭自己后，我只严密注视公安方面的动静，根本没提防来自群众一方的惩罚，之所以多次大难不死，只能归结于命大。实际上，特务机关对线人的生命安全是不负责任的，他们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万一被害，能破案当然也会忙一阵子。抓不到凶手，也就只好不了了之，绝不会公布被害的真实原因，绝对没有抚恤金。因此，在这里我向年轻人提出忠告，千万不要贪图一点点小钱为专制集团卖命。在加拿大满地可监控、跟踪、加害过我的华人青年，打过照面的约有二、三十位。
不久，感到希望破灭，走投无路的李良和石惠泽，暗中策划逃苏，到苏联去组织马列主义新政党。我猜想，一定是石惠泽的鬼点子。因为李良对社会科学一窍不通，而石惠泽读了许多马列的书。
实际上，此路不通！一方面，边防卡得紧，如果没当地人接应，外地口音的人离边境上百里便会被盘查，逮捕。
另外，苏联当时的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勃列日涅夫之流，都是克格勃头头出身，目光短浅，不懂政治，不知道利用逃苏的人组成中共党的反对派，除了让逃苏的人做苦工，就是把其中一些合适的人训练成特务，然后派回中国搞情报，搞破坏。而那些派回国的苏修特务，没有一个能够长期潜伏下来，都是不久便落入了群众专政的天罗地网。
[注21] 与共产专制国家把人当作工具不同，纽约自由女神雕像下的短诗欢迎世界各地的垃圾，实际上是各路精英汇聚美国，把国家建设得富强繁荣。
李良、石惠泽策划逃苏始于何时，我不知道。快动身了，李良来找我借钱。问他借多少？他说出一个我无力承担的大数。说实话，他没有工作，不能指望他还钱，一下借去我半年的工资，哪有可能呢？只好沉吟不语，待他知趣，慢慢递减。
哪知他迫不及待地把逃苏的事告诉了我，希望看在重大决策的份上，支援他一把。这下更不能借了，借钱给你逃苏，事发后，即使我不是公安的线人，也会受到惩罚。以现在这种身份，重犯知情不报罪，进一步支援反革命，那就别想活了
我面露愠色，断然拒绝。李良木然，不知怎么惹怒了我，红着脸，讪讪地走了。
我知道，固执的他，已无力挽回，不能再拖延了，担心另一条监控渠道先我而报，于是，当晚就将汇报投入邮筒。
由于经济困难，出发前，李良还是跑到厂里来向我借钱。这次知趣了，只请我支援，不提数字，不论多少。我已请示过刘股长，借给他15元人民币。
什么时间走的？怎样抓的？我不知道。后来，刘股长说：李良晓得你为我们工作，说我们采用了法西斯手段。可能是自我辩护振振有词，或者是遇到了比较开明的法官，判处较轻。我是35年后从杨小凯遗著《牛鬼蛇神录》《向土匪》一章获悉李良的资讯的。这一章从侧面对他进行了一些生动的描写。书中说李良是大学生，传闻失实；又说他是逃往香港被捕的。不知李良是否在我面前用逃苏（往北）来掩盖他们南下的意图？
文革初始，中共中央颁布的《公安六条》明文规定劳动教养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不准参加串联
不知什么鬼使神差，因缘际会，李良、石惠泽竟在汹涌澎湃的文革大潮中组建长桥农场劳教人员的造反组织长沙青年，担任什么副司令、政治部主任。1968年长沙军管会打击造反派，第一批枪决数十名罪犯的打头第一个就是长沙青年司令夏菊初。
1970年初，毛泽东亲自批示、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一打三反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降临，当局动用国家机器（军队和公、检、法），在全国范围大规模镇压反革命，大批量集中处决潜在的政治对手，于是，石惠泽、李良就难逃一劫，只能饮恨千古了。
布告上公布石惠泽、李良的罪状是文革中造反、私设公堂种种，但毕竟逃苏是起因，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无可推诿。虽然罪恶的子弹打在他们的胸脯上，但击中的却是我的灵魂，等同身受，痛苦终生，永无宁日。我的双手沾满了他们的鲜血，无论怎样忏悔，都无法赎愆。从此，惟将终夜长开眼，碧海青天夜夜心！
李良只追究我告密的事，根本不理会我多次劝告、爱护他的一片苦心。1967年夏，武斗前夕，保守派高司（高教司令部）和公、检、法一夜跑得精光，河西变成一座空城，呈现出一种暴风雨前的异样宁静。罪孽深重的我，知道自己绝对不能呆在岳麓印刷厂，只有潜入河东市区，采用灯下黑计
[注22]
混迹于造反派的人海，或可逃过一劫。当时已封江，湘江各渡口均有造反派的重兵武装把守，整个江面无一船只通行。于是，绕道从上游靳江河渡口，汇集几个必须东渡的人一起花重金买舟，强行渡河。尚未靠岸，雨点般的子弹便落在船舷两边。接着，一队荷枪实弹的造反派从小山上冲下来，命令我们高举双手上岸，押进司令部进行甄别。我提供湘江风雷岳麓战团司令部的电话号码，司令小G接到电话后，立即说是我们的人，不是高司的密探。第二天上午，小G亲自开车来把我接走，对我提供了有力的保护。当晚在长沙市中心的商业局、轻工局二楼（五一广场西北角）湘江风雷岳麓战团司令部打地铺。当时并不知道长沙青年
司令部设在同一栋楼的五层，也不知道李良、石惠泽在这个司令部。傍晚G司令叫我同去马坡岭抢枪，如果我去了，就会劈面碰到他们，真是惊险万分，命悬一念。当造反派渡过湘江打到河西时，李良亲自带一队人去岳印抓捕我，并留人守候一个多月，始终不见我的踪影。那时，稍有一点差池，我便一命呜呼了。冥冥之中，没有神灵护佑，能活到今天吗？(待续)
[注21]
政治家列宁输出革命，派出顾问、用大量卢布帮助建成的中国共产党，是听命于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政治家史达林继续用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中共，指挥中共提前挑起日本侵华，将日军拖在中国战场，解除了二战中苏联东部的后顾之忧。无论列宁和史达林为中共用了多少卢布，都是值得的。60年代逃苏的人上十万，却没有出现与中共同名的反对党。勃列日涅夫之流的政治素质，相比列宁、史达林有天壤之别。
[注22] 灯下黑计：古代夜晚用油灯或蜡烛照明，灯台下有一圈黑影。此计意为：最危险的地方最容易藏身，最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