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共同利益基础？
社会管理的效果是失量，而不是标量。它是由战略方向和战术数量两者组成，其中战略方向是第一位的。如果战略方向是错误的，战术成就越大，不但不能抵消战略错误，反而加大战略错误的损害。而战略方向的正确，可以为战术手段提供选择的依据和是非标准。因此，社会发展方向的信仰基础是第一位的。哀大莫过心死，当失去目的和希望时，一切都将失去意义，人们将放纵一切行为，结果是可怕的。
泛泛而谈，如果说维护共同利益基础是道义的选择，没有人会争论怀疑，但对于什么是共同利益和利益基础，不同的人，站在各自的利益角度，会产生巨大的分歧。那么，究竟什么是共同利益及其基础呢？
人是受情欲驱动而不是直接受利益驱动的，利益引发情欲从而驱动人的反应，利益对于人的影响力虽然很大，但也不是绝对的，更何况人是处于各种不同类型的利益影响之中。由于环境条件，情欲感受和智力因素，人不会准确的认识自己的最大利益所在，更何况集体利益？
共同利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利益的相生与相克，或是不相干。相生表示利益相互促成，但并不是相同，相克表示利益对立。在相生的情况下，可能实现利益的途径相同，如消灭共同的敌人，但实现愿望目标的付出不同，实现目标所得到的利益也不同。任何个体之间，甚至个人的不同利益之间，都存在利益促成与对立。你的欢乐可能是别人的痛苦，而你的痛苦是别人的欢乐，因此，极端者甚至认为他人就是地狱。再例如，如果生存是共同利益，为什么有人杀人或自杀？老年人对生存的需要程度和感受强烈与青少年一样吗？有钱和没钱的呢？天才和白痴？幸运和背悔？如果说秩序是共同利益，那么强者常常破坏安全秩序，或者维持压迫性秩序。而这显然不是弱者的利益所在。对于个体而言，劳动与享受，运动与休息，储蓄与消费，投入与产出之间，也存在利益对立。因此，人类只拥有共同的情感愿望，因为，人性相通，但并没有完全共同的利益，相同导致满足上的竞争。
那么，究竟什么是共同利益基础呢？实现利益的途经就是共同的利益基础，体现在利益的相生平衡上。平衡是稳定和持续运动的前提。任何管理的目的都必须是维持利益的平衡，也就是共同利益基础，才会产生利益的相生效果。平衡能力是人性成熟的标志。阶级斗争是强调利益的对立关系而忽略利益的促成关系，因此，阶级斗争的结果就是相克的互相损害。
任何政权与执行机制都是为社会发展和生存的共同利益基础需要而存在的。为维持这种管理机制的本身的生存，社会必需付出相应代价，支付费用和占用资源。当管理的两方脱离服务社会的宗旨，利用管理手段，占用过多资源和挥霍财富时，限制社会的正当活动，就形成私权，侵犯了社会利益。或者代替社会从事经济贸易等活动，就是越职，混乱社会功能关系以图私利。人的个体发展需求与社会的团体需求之间是互为依存，贡献与获取相平衡的关系。但私权的贪婪和自私引诱强占和抢夺，破坏平衡。当执政和执行者的欲望不能得到监控时，人性的自私，在面临机会的时候，就会谋求扩大自己的利益，并置他方于不顾，大众利益就会受侵犯。是造成对社会过度剥削和不平等社会关系的根源。社会管理的目的是鼓励劳动至富，公平交易，私权是引诱懒惰、不劳而获，欺诈侵权渔利。社会发展是鼓励勤俭持家，适度消费，私权是引诱奢侈无度，放纵私欲。社会进步是鼓励互助友爱，资源分享，私权是损人利己，坑蒙拐骗。这些都为社会的理性化，有秩序的互利发展构成损害，并经常是破坏社会的一切。这不得不引起人们对权利拥有者的高度警惕。
维护良好的社会管理，并不完全在于创建互相制约的管理机构，任何管理机构都存在同样的弊病，不可能互相清除自己也存在的弊病。而是在于询问授权人和被管理者的感受，这才是民主的本质目的。建立民众决策的裁判机制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管理机构不应是任何利益集团的代表团，而应是利益中立的，这才可能维持中性的利益平衡，这大约是中庸之道的孔子的本质涵义。
民权社会的国家执政权利的分立，互为监督和制约平衡，是人类政治行为的一大发现。也是分化平衡导致进化的很好实例。为克服人类天性上的弱点提供了较为有效的方法。其目的在于防止和纠正错误决策，不断优化政策。虽然不能保证一次必然产生最合道义的政策，但能够起到防止和纠正错误的政策对社会造成过度的损害。其最重要的特点是为社会利益的表达提供了保障，令政策服务于社会利益的需要。消除了政权与社会的根本对立因素。这种对话功能是封建奴隶社会集权统治所不具备的。当然，人性的矛盾性质在美国等民权社会里也同样存在，只是危害有限而矣。比如说人们对待政党的态度就会因为财富的拥有程度变化而有所改变，当人们比较而言处于低收入时，政治观点会倾向于照顾社会福利的民主党。当高收入时，就会转而支持自由竟争的共和党。不论何时何地，人的自私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总是根据自身的利益需求而变化的。设计一套完整的政治制约平衡机制尤如设计一部机器，永远不会尽善尽美，各种要求和条件互相矛盾斗争，不同条件下，平衡的方式也不完全相同。这种方式是制约人性的，就必然要遭到人性的抗拒。但比起靠人性自我修养超越而言，还是进了一步。有点以毒攻毒的味道。是一种外在的措施。至少为内在的超越提供了一个努力的目标。民主的操作意义在于由圣人和精英提出和推行社会管理方案，由社会大众决策选择方案和执政者，历史的比较可以看出，平衡制约的社会政绩要远远高于其他形式的社会。这绝非偶然。
当社会权力不是用于服务社会，而是用于征服社会，统治社会，获取于社会时，当社会权力不受理性的约束，成为个人或少数人纵欲泄欲的工具时，就构成对社会的严重犯罪。另外，私权政权的政策制订与执行都无可靠的科学决策依据和程序保障。随着执政者的兴趣、情绪、更换而变化不定。这种内在的不稳定性，是封建社会战争和动乱大量涌现的主要原因。好的政策无法坚持，坏的政策被利用夸大。社会在政权面前只能被动接受，当现政权背弃社会利益，一意孤行时，社会无法制约统治者的治理行为，仅仅靠君主的自我良知发现和臣民的劝谏无济于事。最终只得斥之斗争乃至暴力反抗。而暴力斗争的结果，往往又是以新的君主代替旧的。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丝毫没有解决。社会在这种恶性循环中饱受摧残。尽管新君主在夺取政权之前，尚许关心一下大众的情绪和意愿，以便获得支持和帮助，上台之后，征服者的骄傲和自满又引发新的乱政。只有民权政治的产生和建立，打破了上述死循环，以社会大众的评判为依据，以社会发展利益为准则，和平地产生和更换社会管理政权的人员，以道义竟争取代仇恨和报复的内斗。
封建社会的特征在人性上的反映就是主子与奴才审美价值意识和性格。这种精神防碍了社会共同发展利益基础的建立。中国社会在几千年封建史中，培养了这样一种奴化性格心理，封建君主为维护其统治，总是极力奴化每一个人，令其失去自尊和廉耻，只知苟活而毫无进取之心。是政权暴力维持与民众的不平等关系造成的人性扭曲。当面临外部侵略和竟争时，上好的奴性经常占上风，常常是几百个鬼子几百杆枪就所向无敌了。曾数次遭外族侵略和统治，几尽亡国。堪称世界亡国之最。
封建社会的伦理和社会组成分为主子和奴才两种人。但也可以合二为一。如在家是主子，出门变奴才。但社会不能容忍这两种性格以外的人，也不容许变错了角色。当是主子时，可以为所欲为，任意处置属于奴才的人。是奴才时，就必需唯主命是从，不得有仵逆行为。这里没有人格品德的要求。无论何种品德，都要学会作奴才。只有一个人永远是主子，那就是皇帝。所以，人的价值观成了努力作主子，不得已作奴才。至少作个局部主子，少作那狗奴才。奴才被看作是狗，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让咬谁就咬谁。平常哄主子高兴，有事替主子卖命。社会就在这种主仆的关系中互相奴役，乱作一团。当主子的为所欲为，当奴才的任凭摆布。谈什么进步？扯蛋！让你走路就不错了，还想座车！满清后期，当外国列强面对着被封建私权折磨得麻木、懦弱、愚昧的民众时，他们该有多么高兴啊！封建私权在弱化了民众竟争能力后，将民族社会利益拱手送给了外来的强盗。
凡从封建社会过来的人，在价值认识上就趋向于用主子与奴才的观点来评价社会关系。就会努力在社会上去实现其审美观念中的高价事物。如努力做主子。历史的沉积越深，这种价值观念越重。往往严重的妨碍了接受新的价值观点。平等的社会意识不被接受。这就是很多历史悠久的民族社会，发展却远远落后的原因。
封建儒学的价值体系的弊病是扼杀进取的精神，凡儒风社会，强调对人性的约束与压抑，甚至发展到正天理，灭人欲的程度。但天理除了代表对人与社会的合乎道义的管理外，还能是什么呢？正天理并不是要灭人性来完成，而是要通人性。是互利的引导人的需求。强调人性的责任，不应是以忽略人性的自然需求权力为代价的。天理不应是以某种假想的、改变和极端压抑人性的道德行为体系。无论这种道德体系是以宗教的面目还是理论学说的面目出现，都应该观测其与生命发展的需求是否一致。应该不断地接受检验和修正。人性的权力和责任的平衡是道义的所在。儒学的等级、尊卑、宗法、礼节等都是在强调人性的责任义务，而人性自主、自尊的权力却不提倡，这是私权统治者实现私利的工具，而不是什么天理，是反人性的文痞意识与私权势力结合，共同谋取社会利益的工具。不合理的压抑并不能灭人欲，却导致畸形变态的虚伪主子与奴才人格。弱化了人与社会的效率、力量和能力。最终导致麻木的人性，降低为家畜动物，社会发展畸形落后。女人缠足，男人下跪，谁能指望这些唯权是尊的小丑去满足生物竟争生存的法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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