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之一：国家权力的来源
天命不于常，惟归乃有德。
《文中子中说*王道篇》
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
《文始真经*关尹子一宇篇右第一章》
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阿房宫赋*杜牧》
兴实在德，险亦难持；洞庭孟门，二国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凭阻作昏，鲜不败绩。
《剑阁铭*张载》
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则危。是以古先圣王之居人上，必以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
《资治通鉴*唐纪四十五》
政权的根本来源是社会意识的认同。如果民众意识愚昧落后，民主的精神就不会产生，民众公正明智决策的能力就不具备，互利的机能就建立不起来，民众参政起制约和纠正错误的功能就无法实现，被人愚弄利用的可能性就很大。民权的政权的优势就无法发挥。反之，在权利意识发展的社会，民众一定程度的摆脱了贫困和愚昧以后，对长远利益的分辩能力较强，追求发展的要求就会迫切，封建奴隶的政权就不会有民众的认同亲附，就会处在与民众利益公开对立的状态而难以维持。无论统治者如何麻痹、收买、打击社会的权益意识，也无法最终阻挡这种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尤其在现代社会的物质和环境条件下，维持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思想意识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有远见的政治家总是适应这种社会发展意识的要求而受到拥戴和尊敬。反之，以谎言和欺骗，乃至暴力来对抗社会意识的要求，也许会有暂时的效果。但这种暂时的压抑更可怕，就象弹簧一样，压迫越深，最后的反抗就越烈。就会将压迫者最终推上历史的审判台。前苏联的军事力量不能不算极端强大，其暴力统治不能不算用尽手段，可结局又如何呢？
驽蹇之乘不聘千里之途，燕雀之畴不奋六翮之用，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
《汉书*叙传》
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
《汉书*董仲舒传》
先天下之优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岳阳楼记*范仲淹》
政治是势力争夺权力的游戏。权利如同宝藏，是人之所爱。权力所带的光环令世人眩目。其实际利益也相当可观。令人绞尽脑汁不惜代价的要占有它。但获取的方法各不相同。拥有权力后所服务的目的就更为复杂了。就获取而言，主要是道胜还是力胜的问题。是暴力争夺还是非暴力竟争的问题。如果是武力征服对手，自然是什么手段都用，不惜出卖品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自己抢来的归自己。对于权力争夺的获胜者而言，这一番折腾也许物有所值，统治社会的好处可以补偿任何代价。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是受害者而矣。常常伴随着生命，财富和文化资源的巨大损失。中国历代君王建了无数个宫殿，但大多在权力丧失的时候，被毁于一旦。其他的东西更是历经劫难，难以言表了。这就是私权争斗的恶果。如果能建立一种以社会发展进步为目的，凭借执政能力和品德资格获取政权的方式，无疑大家都会受益。选举是一种方法。但具体的选举方式也有优劣之分，在考虑候选人的资格上，有待完善的地方还很多。就权力性质而言，有民选与特选之分。民选是以社会大多数人的决定为依据。而特选是以少数人或个人的决定为依据。因而，特选仍带有非道义私有的性质，被选人的能力和目的仍难以保正社会的需要。做为执政者，当然是谁选的就服务于谁的利益。对于社会而言，只有民选的政权，才能代表社会的利益。那些宣传特选的执政者也能代表社会利益的言论，只是些别有用心的蒙骗。
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政权是暴力和特选的产物。权力被私有化。象财产一样传给自己选定的人。通常是血缘直系亲属之一。拥有权力私产的人对社会拥有绝对的主宰。为所欲为。只有一个主人，其他都是奴才。并总想把政权在自己家里传之万世。但这种愿望从未如愿过。相反，野心越大，越要依靠更残暴手段巩固统治的，灭亡的越快。因为没有权利的人时刻在算计着用各种手段去获取。残暴所激起的反抗正好为其所利用。于是，争夺与保有政权为我们上演了几千年的悲欢离合。
私权的统治基础是建立在己所不欲，强施于人的原则上。因此，对统治集团外部的社会，可以用极端残暴来维持统治地位，但对统治集团内部却无法用互相强迫的方式相互交往，因为他们自己也不愿被人奴役，因此，内部分裂是必然趋势。对内的关系不能对外，对外的关系不能对内，导致内外关系不能相生，而是相克，内外关系对立而难以维持平衡。
一己之私极端最大化就必须与人性平衡发展的自然理性相冲突。帝王官僚们为维护统治地位，人性的自私使得当权者打击有才能的人，担心他们会威胁政权。并极力奴化所有的人。象对待自己内宫那样对待社会，靠阉割社会能力来消除反抗因素。财富与文化遭摧残，生灵涂炭，人性被扭曲。毫无社会公益可言。人的基本要求遭到漠视。其治理行为无道可循且极不稳定。政策变化极大。是一种唯我独尊的损大众为个人统治的体制。任何社会事业的发展都被怀疑会威胁统治而遭到限制或禁止。由此阻碍社会进步。
封建奴隶社会私权的社会机能错误在于将决策大脑的利益与社会身体的利益对立起来。利用决策能力和暴力执行手段推行政权私利政策，弱化了社会承受支持体的生存条件和发展机能。导致利益头大身小，四肢不听使唤的畸形。由于国家大，事物繁多。个人无力胜任全面的社会管理工作。势必要任命官吏代管。但又怕官吏对上不忠。常常上下猜忌，左右为难。起不了正常的社会发展管理作用。只是榨取社会财富为自身的享乐服务。
有理论以试图改变人的本性来兼顾社会公共利益，也就是改造人来适应封建社会体制。在人的自私的天性田地里自然地生长出公共意识，无需外来的约束条件。设想出超现实的君主与臣民形象。但在现实利益的引诱冲击之下，这只能是徒劳。因此，民权社会随着社会力量的强大应运而生。公法与公权取代了君主。力图避免暴力私权争夺和人性的缺陷对社会造成危害。以道胜取代力胜。这无疑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以外在的法制取代了仅靠超越人性的自我完善。何况人的天性是无法改变的，一代又一代的重复，怎么改得过来呢？
战争中的胜利者往往以征服者的态度来面对一切。将社会政治权力视为私有。在政权建立上只考虑自身利益而忽略社会整体利益。国家政权的首要目标变成了党派统治地位私利。并理所当然地喊出了万岁的口号。这种私权意识是典型的封建奴隶社会的思想。也就是不将政权的基础建立在民众认可而是对民众的强制对立压迫上的。不是解放对人性自然需求的压迫，而是维持和建立新的压迫。他们对保持统治政权的极端热情与对社会需要的极端不负责任，这强烈的反差正说明了私权者的本质是反社会的。将一姓或少数人的团体利益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一个政党无论多大，在社会中也只占少数。少数人的私权是不会给社会带来公正和平衡的社会关系。而政党最终也是操纵在一个或几个人手里而已。最终还是个人私权统治。是大私带小私的将政权利益瓜分的体制。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过秦*贾子新书》
毛实行了人民代表制度，就是让一些经过精心选择的人民代表（其中多数是党员、官吏）来议政，以示民主。这些代表的产生和真正的人民没有关系。往往是对顺从统治者的一种奖励。即便如此，也只是议论一番而已，没有决政、参政的机会。虽然，让代表们象征性的制定一些法律，但无非是肯定党首的即定政策。人民代表和党代表是差不多同一套人马，法律的执行和监督的权力还是在党的执政者的手里，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而不是社会利益的代表。这种遮遮掩掩的私权比赤裸裸的帝王私权要气短一些，但总体上也就只有这一点进步而已。在文化革命中，就连这表面文章也不要了，取消了傀儡法治系统。这种用“人民代表”装门面的私权也不是新式发明，袁世凯、黎元洪、曹琨、蒋介石等民国时期的所谓“总统”都是由一些“人民代表”选举的！都不过是用民主的表面形式，操纵民主的手段，去实现私权之实而已。毛又搞了个政治协商会，实际是一些上了当，被收买、架空、上了贼船的民主傀儡表演者而已。
民者，弱不可胜，愚不可欺也。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王者以民为基，民以财为本，财竭则下畔，下畔则上亡。
《汉书*谷永杜邺传》
通过比较社会政权的公有与私有的性质，不难发现与社会利益一致的体制，历史也必将朝着维护社会利益的这个方向发展。共产主义推行一党专政的私有政权，最高决策执政者是党内特选的，因此，其服务的优先次序是：党首的个人统治地位——官僚阶级利益——一般党员——社会大众。这种方式将社会置于最后，是违背社会利益的。与民权社会的服务社会发展的唯一政权目的相比，必将由于落后和内在的矛盾而没有前途。随着人类物质条件和意识的进化，个人力量和权益意识的觉醒，以及宗教和伪圣人的败露，社会终于寻找和认可了民权的思想。并以宪法，法律和民众参政的方式取代了私权统治。将民众参政与决政看作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保障。而不是依靠那个人或党派。在保障了个人的私利前提下，维护社会公权。这是一大进步。同理，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国的国力日益接近，世界大同的国际社会也必然要取代单极的霸权。如果把这种意识进步引深到国际社会中，在未来世界大同的趋势下，私霸世界的企图也是不会有前途的。如果不想做一个毁灭自身和他人的极权疯子，就丢掉自己的狂妄，老实做人为好。
美国及西方民权国家以道义竟争与权力和平交接转移而自诩。政权的交接变化没有带来基本社会关系的变化，没有暴力争夺对生命和财富的破坏。这种长期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令社会积累不断增长，总体发展水平较高，科技和思想意识较先进，虽然在个人行为道德方面还存在问题，但社会的总体可持续进步是有保障的。以上两种社会制度的社会结果比较，正应了宗师马克思的话：落后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阻碍了社会发展进步。结果是明摆着的，任何借口也改变不了的。积极学习赶上才是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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