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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之九：教育，社会细胞的培养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在，师之所存也。

                                               《师说*韩愈》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史记*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是迹其法，不迹其胜者也，败之道也。

                                     《叙竹林集*袁宏道》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个人社会行为价值观及传授生存技能。通过帮助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为社会提供良好品德和能力的基本细胞。是人类将自身积累的各种经验传授下一代，帮助他们摆脱无知愚昧的途径。使得人类能在前人努力成果的基础之上，向前迈进，提高到更高水平。但教育的这种目的常常被把持教育权力的人歪曲，将教育利用来为自己的统治私利服务，用来培养符合自己私利要求的下一代。极力灌输对自己统治有利的价值观念。贬低和防止与自己不同的观念被下一代接受。这是私权对社会的又一大破坏作用。由于私权与社会利益的对立性质，其价值观念也必然要冲突。私权教育也必定由于其反社会的性质，要将自己的私心妆扮成公心，将社会财富供自己挥霍，奴役和麻痹民众，就要极力混淆社会价值和是非观念，从而导致社会思想意识混乱，发展落后。  

教育是立国之本，是保持价值观念延续的重要方法。但是人脑不是电脑，不能随意地输入输出程序和数据。不能违反人性地随意改变塑造。往往一但养成错误的习惯和价值观念就极难转变。损害社会的整体素质，并对社会造成长期危害。不同的社会体制，对个人品格的要求和培养是不同的。在个人品德培养方面，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有待从更全面的角度重新评判。如善良是人们通常赞扬的美德。但是，善良常常变成是软弱的代名词。意味着放弃权力和责任。是滋生暴行的最佳温床。从社会和个体利益出发，过度善良是有害的。从封建私权上讲，过度善良是求之不得的。社会总是在这善良的愿望中，原谅错误行径。寄托于未来的侥幸。统治者不会有任何约束和压力去保持品行。这能说善良是绝对好的品德吗？主子与奴才的地位观念，就无法产生平等的权力和责任意识。只有以私对私的互相算计，互利合作就无从谈起。如果人的心脏和大脑讨价还价，人还能正常活着吗？如果人体不是由互利合作的器官和细胞组成，而是一群互相威胁的自利器官和细胞，人的整体还能存在吗？至少也是个疾病缠身和行为混乱的怪物。  

教育是淘冶性情，培养善良优美的审美意识的场所。人类的理性思考是通过性、理的研究，以哲学的原则和数学的量化表达体现出来，而情和欲的追求是靠诗、歌等艺术形式来表达的。教育的作用在于在理性上培养正确的认知能力，分辨事非；在情和欲上培养正当的宣泄满足方式。唯有如此，才能防暴禁奸，对人欲横流起到防患于未然。令奸伪之徒，无从施展其诡计。 

在封建奴隶社会里，教育的首要目的被用于培养顺从的奴才。官办儒学的最大恶劣弊病是其对人性私权奴役的妥协。被奉为封建统治国学不是没有原因的。提倡规劝和屈从权势，不鼓励反抗和斗争。教育变成统一口径的胡言乱语，并由此而来，获得功名，即当官做老爷，分享私权的利益好处。造就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奴性理论根源。在不平等和暴政面前软弱无力，奴性十足。其他任何品德教育的良好作用都被禁止或限制。只要奴才就行了。封建教育的本质是弱民，让民弱而屈。弱民是封建教育的目标。科技和财经思想被贬斥。社会不是发展而是倒退，退得越远越好统治。而民越弱常常是君越暴。这种倒退理论，对封建统治者并没什么不好，但无疑使中华民族的发展滞后了，在面临外国列强的侵犯时，懦弱的民众与无能的政权，结果是当了亡国奴，或是差一点。这种社会政权的唯一能耐就是享乐自身和奴役同胞。要是没有外来的竟争，这种倒退理论还不知要危害社会多久。  

夫礼者禁之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之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

                                                 《汉书*贾谊传》  

民权政权的产生和发展不是无条件的，物质的丰富与民权意识的产生十分重要。过度的贫困，无知的弱民，对温饱的关心远远超出了对权益的关心。民权政体就会丧失产生和生存的条件。民众就会为肚皮的饱暖而将权益奉献。这也是集权统治常常在贫困地区和国家取得政权，而在富裕地区没有追随者的原因。反之，集权政权为巩固统治，也推行愚民政策和生活贫困的原因。弱民是独裁统治的需要。因此，对民权社会而言，保持社会体制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强民。就是有思想，有能力，有品德的社会细胞，人民。  

毛时期教育为统治服务，是必须要占领的“阵地”。反复的宣讲谎言和编造的功绩，将自己吹捧为大救星，因而也就理所当然的可以统治和奴役了。用迷信般的教育来麻痹人的权益之心，成为心甘情愿的奴才。甚至发展到文革期间利用幼稚学生来为其政变夺权服务，关闭学校，利用完了又将青年发配农村，称之为“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这种利用青年的盲目和热情无知的手段可谓卑鄙之极了。这种玩弄人的统治将给人以何等的教育呢？除了让人对道义丧失信心，行为迷失之外，还能有什么呢？毛反对师道尊严，方式是羞辱师道。当然师道不包括他的那套东西在内，那是神圣教条。毛报复旧的神圣，换上他自己的。至于平等的人格，互相尊重权益的师生之道就与他无关了。  

毛很善于作一些偷换概念和内容的教育，以掩盖其私权的目的和动机。如利用社会的民族爱国主义情感，将爱国爱民族与爱乱政等同起来。不爱乱政统治就等同于不爱国。这是一种欺骗宣传教育。将个人品德好坏与对政权的效忠等同起来。不效忠私权统治利益就是精神思想不好，没有“精神文明”。将维护社会利益与维护私权利益等同起来，以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团结的名义，打击迫害不同政见者，如此等等。实际做的是完全违反其宣传的事务的目的。如果爱国爱民，就会关心民众疾苦与社会发展，就会反对乱政危害社会。爱国就爱不了乱政。两者对人的行为要求是完全相反的。那么按照宣传的逻辑，只有爱乱政才是爱国爱民。是利用爱国的民族情感，推行私权的手段。共产党当初为什么不爱国民党呢？这种挂羊头卖狗肉，打着维护社会的牌子，实际是侵害社会利益的伎俩让人一时难以分辨其差异而上当。在对其社会管理与私权乱政辩解时，把社会性质的问题归结为个人品德问题，把执政的个人错误与罪行和社会性质的责任割裂开来。将社会性质和制度的弊病与灾难归结为个人错误和过失。有成绩是党的，有错误是个人的，从而抹煞了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非道义性质。如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归结为毛及个别官僚的个人问题。却不提社会制度及性质为这种错误的产生和发展所提供的条件和应负的责任。共产党自己揭露出来的恶棍执政者和官僚之多，称得上是另一项世界之“罪”。为什么别的社会制度下没有这么多的恶行呢？是制度问题还是个人问题？其他的东西莫不具有这种欺骗性质。明目张胆的私权是被消失了，但无其名而有其实的私权还在以其欺骗手段继续横行社会。对统治者而言，只要自己万岁就行了，管他社会进步与发展。但这种隐蔽的封建意识又能支撑多久呢？  

邓时期恢复了学校传授技能的功能，但没能为教育找到道义的价值观念。仍是空洞的说教。不能令人信服。而且也不可能为封建私权找到有道义的理由。夹在了无法言语的道义与无力抛弃的政权基础之间。只有在隐蔽的私权下面搞改良而已。学生成了失去奋斗价值和品德观念的人。没有消除道义上的欺骗性质。让社会学习延安精神，毫无道义目的的艰苦奋斗，受愚弄教育，将官僚自己的子女公派送到国外去上学。这样做的天理何在？  

人类的行为也有些可怜，对子女关怀倍致，物质上极力满足，却不在乎留给他们怎样的社会环境去生活。目前，无论中、外的教育体制都过度倾向于技能的传授和对知识的贩卖，而对于人的意志、是非、耐力、信用、诚实、清廉、勇怯、社会交往能力等品质的关注越来越少。以人性为本的人才培养，偏向成以知识为主的灌输。教育成为用知识折磨，教育者追逐贩卖者头衔和虚荣的热情，要远高于对真理的探索，将一个崇高的事业降低到商贩的水平，导致老子所说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结局。对于不同职业的人而言，知识的需要是不同的，但不论何种职业，对品德的要求是相似的。知识可以在需要时很快获取，道德价值观则必需长期的培养。  

现在的潮流是以文凭衡量人的价值，但文凭所反映的知识积累和运用能力是不准确的，而对品德根本没有涉及。文凭所反映的是不确切和不全面的过去，以文凭为取舍的用人是偏面的。知识是否有益要看知识是否带来智慧的结果，知识不能变质为制造迷信教条和精神枷锁的酱缸。以文凭建立起来的学术等级制是否也有封建的精神作怪，会不会压制思想和科学方法的产生和运用呢？当把美丽的知识贩卖者的皇冠套在头上时，是否会妨碍思想意识的正常工作？当把目光集中到了外在的光辉上时，对内在的实质还会有兴趣吗？光环除了向他人显示自己外，还有什么用呢？知识分子反对社会封建政权体系，却自己极力营造精神封建体系。学校是否已经成为建立意识王权的场所？我们进入了用文凭装潢自己的时代，也同时告别大师的时代。教学要防止门户、等级之见，防止把持教育，推行自己的东西，吃教育而不是贡献于教育，阻碍对真理的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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