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力消长的尾声，秩序的产生、社会革命的环境条件的具备与方向思想意识的偏跛极端和道义方法、目标的缺乏，错误的模仿等级官僚制和新意识本本教条危害阶段
毛被迫分两步走的社会革命，已完成了聚集力量夺取政权的第一步，那么第二步的工作该如何完成呢？依靠什么思想、方法和人员来完成什么目标呢？如何消除自身的缺陷，完成社会革命的历史使命要求呢？社会革命的建立公正社会关系的正义性，可能被好利小人的帮派结党，把持利益推行新的不平等社会关系所取代。毛也许有让社会发展的心意，但小农意识、封建价值观、虚伪的心态、不受约束性情和放纵情感、不闻其过的绝对地位条件；错误思想意识和扩张征服的行为追求，带来外部持续不断的对抗威胁。尤其是在乱世中形成的极端仇恨心理令其好斗和具有强列的征服欲,甚至对自己的同党也是建立在征服和支配的关系上,战争状态下或许是必要的,和平时期却是有害的,有时为维持这种关系不惜夸大和制造威胁和紧张局势,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党的家族利益至上和互助意识,恐怖与欺骗的斗争手段,这种人格变异令共产党不可能成为公证的社会利益代表.共产党是在被逼迫中侥幸成功的,侥幸成功令其变得唯意志和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不能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出正确的意识经验,加上意识错误的目标和极度膨胀的欲望,自恃伟大的虚荣心而将意识封闭,丧失理解和吸收外部信息,更不要说自我完善了,将一切妨碍自己欲望实现的东西都视为敌人,包括理性的规则.这就是为什么任何一个共产党获胜国都立刻表现出不可一世地好斗性.
失败者是没有资格讲理的也没有人对弱者的需求感兴趣,无论对错都必须先赢得地位的胜利,"宁可我负天下",所以毛必需保持对自己忠诚的打击力量的考虑，就无法抛弃过去造反的破坏性策略，即制造分裂和内斗；内在政权等级结构上的不稳定性，对权势过度敏感和热爱，令其无法准确的认识和发现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和途径来实现社会进步，而征服欲望也令其对社会本质道义不感兴趣，对于对立面的东西一概屏弃，不管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生产、生活方式。
毛终于赢得了在大陆地区实行统一政权和公平社会变革的难得良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夺取政权的经验和能力并不能自动的转化为建设国家的能力。胜利的骄傲反而妨碍正确认识和判断问题的能力。战争乱世的经历让人对和平社会的认识有偏见。由于对社会的性质和功能认识错误，政治对立面的消失，令保持品行的约束力也减少消失。更令人不安的是，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一种偏激的思想，具体形式模糊不清。就现实存在而言，有北欧的国有经济民权政治模式。这种社会主义形式曾经遭到列宁的痛斥。但后来却证明是良好的社会与政权形态。另外还有苏联及东欧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这是半封建帮党垄断集权的政治经济模式，称为专政。同时，将过去对立面的一切错误都归结为他们的资源条件本身造成的，而不是由于使用方法不当造成的，同时，还错误的认为只要一切都和对手相反就是正确的，而不是对错误的因素和使用方法做适当的纠正和改变，因此，追求相反的极端，结果错误犯得更可怕。
毛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完整的政权监督控制体系，清除任何反对因素。建立监控体系本身无可厚非，任何政权和管理都是靠监控完成的。但不同的政权和管理目的，对于监控的程度与手段，什么东西应该受到什么手段的监控，分歧是巨大的。毛在私有化专政目标前提下，采取一切手段以达到监控一切思想和行为的极限程度，建立目的自私，手段极端和意识僵化的静态奴役管理体系，其治世的结果就必然是人性发展的停滞和倒退。如果管理的目的是提高人们活动的效率，减少摩擦损耗，增加生产力和生产水平的化，那么，管理活动本身就应该是顺民心而治，根本不需要采用暴力和欺诈手段来对付大多数人。而毛的管理体系核心就是暴力手段和欺诈特务活动，反应了其政权性质与民众利益对立的性质。
专政实际是私有独裁的另一种称呼而已，但独裁者有所变化，见图-等级制（基础之一）。在纯粹的封建体系中，独裁者是君主一人，而阶级专政是一种首先由官僚特权集体对社会的控制独裁，然后拉拢自己的基本群众以赢得同谋和维护支持，特权集体的资格首先是造反时期是否投靠，然后对社会是根据财富拥有量来划定性质身份，决定是依靠还是监控对象。划分方法听起来可行，实际上划分不清，也无法包括所有的社会阶层，如知识分子、小商小贩就很难归类，是个非常粗糙的关于人的性质的假设，是受情绪左右的论断。教条的危害正在于此。社会再按性质划分出不同的层次，区别对待，拉拢多数，打击少数，这是与过去封建社会不同的地方，把等级体系延伸到社会阶层中去，将封建社会里尚且受到尊重和保护的东西也一概不与理睬，如私人财产、对知识分子的尊重、生产生活方式的选择等，应该说比封建还要封建的奴隶制。
特权集体内部再进一步划分等级，形成特权阶级内的特权党派，带有黑社会帮派思想，在党派内再产生更高特权的执行政策的官僚干部阶层，再在官僚阶层里产生决策者。是一个逐级上升的特权体系，在特权集体内部同一阶层之间，是较为民主的交往和决策管理方式，类似于古罗马的元老执政体系；而上下阶层之间是封建式的独裁。这个体系是民主和封建思想的杂交品种，是个半吊子的表面进步形式，如党内民主，人民代表等，也有比封建还恶劣的社会等级和阶级斗争。将决策者的参与人数有形式上的扩充，其形成主要由于历史进程中，君王决策地位的消亡，决策权益的归属导致不同的利益集团的争夺，引起对资本优势地位的仇恨、偏见和敌视所至。这个杂交品种的最大麻烦是发展上的不稳定和两可性，即可能向前导致由党内民主转化到全民民主，也可能退化，回到君主的老路上去，甚至更恶劣的奴隶制。历史的发展表明，资本力量在接受民主理智决策方面比造反帮派力量更愿意接受理性的指引，毛向个人独裁退化，而蒋朝全民民权进化。
毛的任何社会变革都是服务于建立私权专政目的的极端监控管理体系，因此，社会变革的公平目的只是表面口号，而实质是利用公平变革的人性需要和社会变化过程，达到建立私权专政的目的，社会变革的结果，在毛的操控下，朝着与公平关系相反的极端方向运动。
毛的统治监控系统工程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集体化，即所谓全民所有制或公有制。集体化只是形式，本质目的是将个人的资源条件集中管理，以便达到某种个人资源能力无法实现的目的，如果这个目的是与社会团体利益的瓶颈需求是一致的，可以起到基础设施的作用，极大的释放出生产能力，那么这种集体行动是必须的和正确的，如果，集中的资源使用不符合集体利益的紧迫需要，就势必导致资源浪费，甚至破坏性使用。个人使用自身资源条件的结果对错只影响到个人的发展，而集体化的使用错误将导致社会全体的共同损害。因此，集体化的决策使用在正确的目的下，效果好于个人独立使用，好处明显和决大多数人受益，在错误的使用目的下，还不如个人独自使用。因此，集体化实行的对错要看能否达到互助与合作，解决大多数人的紧迫需要和人性发展的目的，并且不损害长远利益。为了使集中后的资源使用与集体利益完全一致，那么以集体的意志为决策依据就是必然的正确选择，集体化的结果就必然是决策执行民主化。而集体化的具体形式更是多种多样，军队、监狱、动物养殖场、收税费、管理机构等都是集体化的形式。集体化能否成功的关键是资源的拥有和使用决策权，如果被集体化的只是资源条件，而拥有和使用权不属于集体，各级决策权被私有专政化，服务于少数人的势力需要，那么这样的集体化实际是将大众资源和权益剥夺的垄断性奴役化。社会成为监狱和动物养殖场，个人只有被宰割和被利用这唯一的可能性，即不会解决社会生活的紧迫需要，也不会释放生产能力，更不会有人性的发展进步。西方的税务制度将资源有限的集中并在民主决策中使用，因此，在基本精神与手段上都处于正确的方向上，所以有社会进步的总体效果。而毛的集体化实际是垄断奴役化，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推行奴隶制度！当社会大多数人生活贫困时，毛的专用行宫别墅却在全国各地出现，这能是服务于人民需要的结果吗？毛的统治时期的一切政治现象都贯穿着以集体化名义所实行的奴役与反奴役的斗争。
“一把抓”的剥夺式集体化的最高形式是人民公社，毛最衷爱的是人民公社，而人民公社也最体现了毛的思想中的占用欲望。人民公社是毛式奴隶集中营的招牌，它剥夺个人的一切资源条件和使用资源的权利，把人象家畜一样驱使和处置。封建社会尚且尊重的个人财富，不是被更理性的引导和使用了，而是被野蛮地彻底的剥夺，回到奴隶时代的一无所有。
毛又建立了党派奴役工具，以便役使家奴。毛使党成为高于社会大众的统治帮闲阶级，让名利之徒为加入它而出卖一切，为保持党票而不惜一切，为往上爬而践踏一切。历史上封建社会的忠臣们还不怕杀头，文谏死的主持公道，而党徒们除了彭德怀的万言书加上虎头蛇尾的检讨书，以及张闻天的党内民主意识发言和检讨书外，对毛就连个响屁也少有了。党票成了高等阶级的身份证，是实现社会利益的唯一途径，整日忙于保持自身的即得利益，象墙头草似的对公道落井下石，以讨好祖师爷，混个好帮闲的位子。和历代的忠臣相比，实在私心重得多而品德修养差得太远。
当毛建立党对社会的专制独裁时，党员们都是竭力效劳的，他们以为可以成为破坏社会道义和专制统治的得利派和受益者，其实和内战时期的对农民的土改政策一样，好处是暂时的，他们和农民一样不过是在做一桩先甜后苦的赔本买卖。当社会被压制而无法发展进步时，他们又能得到多少好处呢？在专制的卧榻之旁，岂有他人酣睡的可能？农民的土地很快就被收回，而且自己也沦为奴隶。官僚们在“文革”时，才真正体会到了被专政的实际滋味是那么的不堪忍受。当他们想翻悔时，一切都为时已晚，历史的店铺里，从来买不到后悔药。
虽然都奉行同样的社会主义理论，但是采用了完全相反的管理方式。一个是北欧的民权管理，导致社会发展进步，一个是封建奴隶等级延伸和阶级斗争加帮会集权等级制，导致社会落后倒退。同样的社会主义理论存在两种实践方式，区别就在于是民权还是专政极权，结果就是社会发展进步对社会倒退落后。就社会性质的认识而言，认为必需依靠大众才能有好的社会。这个假设并没有错。错就错在一是没能实行合理的大众参政方式，而是用封建的少数人操纵的等级制推行到社会中，搞阶级斗争，拉一批依靠，压迫打击其他。最后演变成橡皮图章式的“人民代表”举手参政;二是认为政权依靠的大众必需是贫穷的和无资产的才能保证社会的良好性质，对社会拉一派打一派，制造新的社会等级矛盾，而不是平衡消除差异矛盾。
毛挑起对立，从中渔利，称之为“阶级斗争”，其实不过是挑拨离间，收买利用的小人伎俩而已。其社会政策也就是说是一个和野蛮资本主义社会的野蛮方向完全相反的政权。资本主义社会是有钱的和有资产的人执政的社会，是资产者压迫无产者的政权，是缺少正义和没有前途的社会。那么社会主义就是将压迫的方向反过来，无资产的压迫有资产的。这样一来社会就合理了。这种压迫的第一行动是剥夺有资产者的资产，并羞辱、迫害和监督改造这些人，维持对这些人的政治歧视，包括其子孙三代，诛连九族。甚至将国外有亲属也莫明奇妙地被看做是政治污点，称之为“海外关系”。其打击面之宽与深，手段之极端，是历代封建帝王远所不及的，这是奴隶社会才能做到。
早期革命时期的本本教条主义此刻又回来了，并且极力要建立自己的地位。共产党的秀才们根据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但更多的是对苏联的机械模仿和自己的斗争经历认识和私利政权的需要，加工出一些社会理想政权的新教条，例如，官僚控制一切资源的所谓公有制、制造内部矛盾的阶级斗争、无所顾及的蛮干社会管理政策、为所欲为的极端专制专政等，并以对待圣经一般，让所有的人对教条顶礼摩拜，迷信盲从不得违逆。原来作为社会理想的探索实践者，以屏弃和堵塞别人探索道路的方式，确立和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并以此获取现实的社会利益，他们的革命性与他们的利益拥有量成反比，他们的名利越多，革命性就越少，反革命的性质就增加，最终完成了由革命到反革命的思想意识与行为的转变。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了整套的官僚等级统治体系。这些教条实行的结果，有些甚至不受自己造反同志的欢迎，典型的例子是“文革”，社会效果就更加可耻了。错误的决策执行后，为政权制造了大量受害者和潜在的敌对派，成为执政者的心病。
错误思想意识幻想加上政权极端强制的残酷疯狂实践带来的灾害是严重的，政权的野蛮性不仅还在，而且还增加了野蛮的程度，只是野蛮的受益者和受害者有所变化。充满过激情感的社会性质假设，逻辑混乱，道义缺乏。如果良好的社会目的在于共同发展，就会消灭贫穷并且拥有资产。那社会岂不是不能发展，发展富裕后就没有了具备参政资格的人了吗？那么建立社会主义的首要前提是造成全体的贫穷才能保证社会进步性质。这岂不是荒唐透顶吗？姑且不论贫穷和没有资产是不是就一定会自动产生良好的社会意识和道德品质，就会构成合理的社会原素了吗？那么几千年来中国贫穷的时候还少了吗？为什么没有因此而产生合乎道义的政权，社会发展进步呢？难道就是因为没有马克思的存在？
如果是为了消除资产差别，均衡资产的贫富，那么造成资产差别的原因有很多，不光是阶级或资本的剥削，勤奋与懒惰，聪明与愚昧，节俭与奢侈，激进与保守等都会造成最后资产上的差别。短期内劳动成果的均衡好办，但长期发展经营中保持平均却很困难，那么就都只能保持低水平，向懒惰、愚昧、奢侈、保守看齐来维持平衡吗？社会能在懒惰、愚昧、奢侈、保守中生存和发展进步吗？
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也的确是没有前途。因为它和社会主义一样，也是偏激的，只是偏向了另一头，是利用资源优势地位，极端占有和扩大利益，持财（才）傲物，侵害他人，直到获得政权的暴力强制手段，推行和谋求最大利益。纯粹资本或社会主义是五十步笑百步，殊途同归，最终的结局都是产生官僚垄断资本统治。就目前而言，西方由于政治民主，民众参与决策、司法和社会福利的建立，已经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了！有的只是民权政治经济社会。也就是全体社会共同利益的社会。即不论贫富，政治上一视同仁。执政权力分立的社会管理政治原则只与人性有关而与有资产或没资产无关，有资产和无资产都同样可能品德优良或同样道德败坏。和主义也无关，合理的社会是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是平衡争端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压迫和专政之上的，无论谁站在极端的主义立场强调自身权益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只顾看两头，却不想忘了真理原来在中间。
列宁曾对社会主义实践有所修正，当时由于苏联的经济受到政权的干涉窒息，社会经济面临破产和生活贫困，列宁就曾推行类似邓所做的新经济政策，即发展多种社会经济，满足基本生存生活需求。但死后被斯大林彻底改变，推向了极端的独裁政权和官僚垄断经济体制。由于二战的爆发，掩盖了内部矛盾，为集权提供了机会和借口。社会体制的弊病直到近代才彻底的暴发而消亡。
列宁在苏联被刺死去，孙中山在中国病亡，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命中多难，中、苏这对难兄难弟都失去了拥有思想水平的领导者，注定还要到地狱再走一遭，才能完成由封建到民主的、人性解放的历史进步？虽然斯大林、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些思想和品行上先天不足的造反者，后来都高举革命的大旗和口号，但革命的本质目的和内容却被曲解和利用，服务于个人征服欲望，走向了反面。（后来中共56年八大的经济建设方针，与列宁的政策考虑相似，是做出由争斗破坏向建设维护的理性调整尝试。但也没有得到执行，调整引起强烈的内部分化和权力斗争，从而使得理智治世成为不可能。）
春秋时期，随着铜、铁器的产生和家畜农具的普遍应用，使生产力大幅提高，将人类从为生存而奔忙依附中解脱出来，于是，饱暖思淫欲，人们开始追求感官满足，并大有人欲横流之势。本世纪前后也是人类社会开发出巨大的物质力量，而对欲望的约束机制又没有建立起来的大动乱时期，为追求感官极端满足的兽性欲望提供了历史条件。生产力的提高并不一定带来进步效率的提高，极端的手段和思想意识导致巨大的破坏行为，甚至威胁到生存，连以理性著称的德国也失去了理智，仇恨与屈辱的情绪，动荡的社会环境为极权势力的产生和发育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日本军国、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等一批征服狂，厚黑胆大，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极端追求，其势力在地球的各个地方也横行发展起来。毛的打土豪式革命与希特勒迫害犹太民族本质上也是相同的，就是发泄忌恨和抢夺财富资源，意图实现自身利益。
人的一生都是从无到有，无生命、无资产、无知、无欲等，到有的过程。有与无的状态并不能反映人的性质好坏。但从无到有的实现过程和手段却存在道义性质的好坏之分。无资产可以继承，也可以通过公平交易获得，无知可以学习获得。而毛却是通过抢劫和诈骗来完成其个人从无到有的。无产就抢，无知就骗。
革命的本质含意是将启蒙思想中，关于人性的自然权力用于社会政治生活和管理制度，因而革命是反对独裁和专制对人性压迫的。革命只是实现社会关系公平变革的手段，但斯、蒋和毛却将革命的过程变成目的，使得行动失去道义目标，而内涵变质成征服和奴役的咒语，成了无所不为的理由，因为那是为革命。如果用暴力反抗压迫和暴力，也还说得过去，但用暴力和欺诈强迫社会屈从，将自己的享乐和追求建立在社会的痛苦之上，则无异于对人民的犯罪，与“革命”的正确方向是完全相背离的。
极权与民主的社会管理方式是完全对立的，民主决策管理是尊重大众人性发展进步需要的，允许并接受大众的意愿，帮助个人管理和使用资源条件，而极权首先考虑的是集权者的统治需要，社会大众的利益需要是附属品，并强迫大众接受大小各种独裁者的极少数人的意愿，剥夺个人的资源条件和发展权利。因此，如果革命象很多“革命家”所声称的那样，是为了社会大众意愿和利益的社会主义的话，那么，革命的结果应该是某种反应人民意愿的管理形式出现，而不是排斥人民，只顾自己党派利益的极权管理方式。很显然，社会主义和极权管理作为两个完全相互排斥的对立概念，社会主义如果是考虑和照顾大多数资本和财产比较少的人的利益，并且注重社会的团体利益需要的话，那么它的政治制度就必然是反应大多数人意愿的民主形式而不是极权形式，例如，北欧的民主管理的国有制国家。而资本主义倒是应该和某种极权形式相结合才比较符合逻辑，因为有可称为生产资本的人只可能是少数人，如果资本主义是代表少数有资产者利益和反社会利益的话，资本主义只可能是不问社会需要的极权主义。两个主义分别选择了与自身名义性质相对立的管理方式，可见马克思的认识缺陷之大。
历史是由行动而不是口号写成的，被痛斥为腐朽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做到了社会主义只在口号上吹嘘的社会进步，而且政绩也很少是以牺牲和剥夺人民的利益来完成的。而某些“革命家”们所声称的“社会主义”总是极权形式，而“革命家”们所反对的总是民主管理形式的“资本主义”。极权管理的行为本质与表面口号的“社会主义”，这种内外的不一致才是反映问题的关键。很显然，所谓的思想家们要么是故意欺骗，要么就对世界、社会和自身行为的认识是错误的，他们为社会利益的口号是对的，但行事的结果是与口号对立的，是满足自身情感和利益的反社会主义的极权专制，他们不牺牲人民的利益需要，就做不了任何事。原来不过是披著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外衣，搞只为他自己利益的极权的封建奴隶制是本质。只要把资产的极端集中分布和少数人支配的状况与极权的管理方式一联系，原来必然灭亡的“资本主义”在所谓的“社会主义”这里！这个似是而非的谬误的确不一般。
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们过于关注的是如何分配利益和劳动成果，而忽略了如何创造出最大的总体利益和劳动成果，他们象一群猴子死盯住一棵树上的桃子，却从没想到如何多种一些桃树，这无疑是偏激有害的，导致人们在损人利己上做文章，以图谋求更多的利益份额，但损害了付出劳动的生产者的利益和劳动成果，有能力的人只有责任、义务而没有相应的权、利回报，因此，没有人关注创造更多财富，也不愿意辛劳而接受与懒惰者同样的回报，使得整体劳动成果变小，份额占得多，而实际的所得却都越来越少。
但马克思所鞭打的资本主义弊端也绝不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而共产党所同情、团结的对象也不是当时受到良好待遇的社会群体，利益的分配不能将能力和资源条件的差异推向极端而完全忽略另一方，置于毫保障和改善希望的境地。在初始的愿望中，马克思主义是带有人道上的正当性，看到了个人资源配置差异，在丛林市场条件下的不平等交易地位，和交易结果的弱肉强食性质。但马克思又夸大了劳力与资本因素的利益分配的对立性质而忽略了互相依赖、互为生存条件的合作性质，同时也忽略了劳动的多样性，如脑力技术、管理方法与体力劳动、技能劳动等在市场交易中的主动地位。因此，利润的产生就不可能简单的归结为资本和纯体力劳动这两种因素，而应当包含各种资源条件成分的共同努力，因此，是多价值的合作与交易的结果。
马克思对于资本暂时的、过度的、压迫性的优势地位反应过度，而不是反应适当。（资源的供应与需求的关系，导致不同资源的价值上升或下跌，目前发达国家由于劳动向宏大、复杂、精细和协调进化，效率产生于高技能和智能，吃香的资源是科技和管理，劳力和资本供应充分因此都处在交易中的被动地位，教育和科技对社会发展的适当性和重要性正在于此。而不发达国家的情况却相反，社会生活需求和劳动性质是普遍弱小、粗糙和简单，资本处于交易的主动地位，对宏大、复杂、协调和精细的劳动需求很少。因此，现在的资本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找到主动交易地位的天堂。）马克思倡导的单方面的追求劳力极端地位的共产党革命是违背人类社会进化规律的总体性质，因而是毁灭人类的药剂。这与资本追求极端的效果最终是完全一样的。
因此，公平是对各种资源---天然的或人性的，进行优化开发、配置和按需求，以市场自愿交易的方式分配利益，高智能和稀少的资源享有主动和较高的地位，但不是绝对的支配地位，才能满足生活向的宏大、复杂、协调和精细进化的要求。社会管理的公正不是对社会的资源供求关系状况，进行全面的、人为的更改关系、压制和限制拥有和使用，以改变不同资源拥有者的交易地位，那样只会减少或取消交易，促使资源外流或闲置浪费，使得生活改善的进化减缓、停止和倒退，但不会改变资源的交易性质和供求主、被动地位，因为交易地位是和社会生活需求发展性质（由粗糙到精细，由简单到复杂，由弱小到宏大，由分散到协调合作；）需求一致的。消除或限制资本资源的正态分布和使用，就是消除或限制生产本身，结果必然是供给失调的破坏，资源不足和使用不当的贫困。因此消除资本的优势地位，不是消灭资本，而是创造更多的资本，直到资本过剩。
意识与生活需求不可能出现跳跃性的性质快速转变，因此，社会对资源的需求性质和交易地位也不会短期内发生巨大变化，交易地位关系也就无法随意改变，任何意识或情感上的过度反应是幼稚的冲动。通过强制而非诱导产生的行为，将产生意识与行为的脱节，如果意识失去对目的的本质性认识，行为的结果必然是形式结果与意识目的相背离，强制的结果只会加强和固化背离结果，并带来更大的损害。
资源的开发供应有过剩与不足。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实现智力和体力劳动资源、物质资源和产品的无代价供应，从而消除交易过程，因而也就无需关心交易地位问题，这是一个不符合现实世界物质和人性条件的天国幻想。需求本身是不断变化提高和无止境的，而资源供应不足的种类要远远多于过剩，而且随着人口数量和生活质量的增加而更加不足，因此，充分无代价供应的只可能是少量的资源，如空气等（现在连洁净的空气已经是稀有资源），甚至不能满足生命的最低生理需求。宏大、复杂、协调和精细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源条件更是无法无限无代价的供应。如果中南海只有一个，就不可能人人高度共享；漂亮只是由于稀少才可爱，而总是追求的人多而得到的人少；如果对天才资源的稀少表示不满，就只能找上帝闹革命了。如果自己不是天才，就应该杀死所有天才的想法对人类是毁灭性的，削去山尖只会减少高度而不会消灭高低差异，除非把山都炸平而同归于尽毁。极端的一致性公平的社会革命就变成我享受不到没有的，就毁坏掉，谁也别享受拥有，是野蛮人的欲望发泄，而不是文明革命的结果。
资源的开发必须付出劳动，物质和人性的资源都是如此。物质的存在是不需要代价的，而生命体的存在是需要环境条件和消耗资源维持的，强调生命条件的无代价是违反生命的自然法则的。劳动是付出体力与精力的消耗和牺牲其他享受为代价的，如果资源可以无代价的获得，人们就不用付出劳动的代价去换取，也就无法让人放弃风光美丽的海滩，去忍受办公室的枯燥和煤矿里的黑暗。即便是享乐本身，也同样是以牺牲别的享乐机会为代价的。因此，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选择与放弃并存的过程，有选择的追求，就必然有通过选择获得生存条件满足的期望，劳动就和回报相连接，没有回报的资源开发就不会产生效率和效果，资源和产品就更加不能丰富的产生出来，使得无代价的无限供应成为空想或欺骗。任何运动都必须要有能源的开发、转换和使用才能维持，没有劳动，生命运动不能完成，劳动是人人必需付出的生存代价，区分劳动多少与贡献大小的分配劳动成果本是天经地义。
一种变通方法就是配额劳动和配额供给的一致性公平，即所谓的“大锅饭”，但只能在简单粗糙的低级劳动和提供最低生存资源条件前提下实现，除非让所有的人在同等的环境下，从事唯一一种生存劳动，否则，就无法在物质和人性上实现一致公平。无法在农业劳动与音乐劳动之间分配定额的劳动和产品。让劳工充当画家和让画家充当劳工都是对资源的使用浪费和开发方向错误。那么又如何用配额劳动来实现人性资源的开发与优化配置、使用及分配产品呢？又该如果满足人人一架飞机的理想呢？又如何搞男与女之间的一致性公平呢？意识脑力与物质体力劳动该如何一致公平呢？鬼都不知道。简单一致演变成懒惰对勤劳的剥削，无能对有才能的利用，痞子对良民的抢劫，而毛之所以热衷于虚假的一致性公平，就在于毛自己本身是懒惰，无知和痞子。这大约就是毛所谓的阶级立场吧。毛的成就是用别人作赌注换来的，毛的简单一致性公平也是对别人的资源财产而言的，对于他自己拥有的权力利益，他是不会和任何人分享的，更谈不上大众一致性公平，否则，他就不会发动文革推翻共产党内部的民主集体领导，建立其个人的独裁统治。
简单的一致性公平是反人性和物质资源条件的，因此，也是反社会发展进步的。这也是为什么在简单和粗糙劳动的社会，用迷信、虚假口号欺诈和暴力强制，社会主义靠推行虚假的简单的一致性公平理想取得支持，而在宏大、复杂、协调和精细劳动的社会里，意识开放和非暴力条件下，极权社会主义没有生存的机会。从西欧的共产党议会斗争就可以看出这点。
社会主义的极权实践结果，减少了差异却降低了总体水平，而资本主义加大差异却提高了总体水平，因此，资本主义提供给劳工的生存和生活条件反而要高于社会主义，尽管社会主义声称只有它才是为劳动者利益服务的。这个似是而非的结局，正是用错误思想意识干扰、限制和扭曲社会生活的残酷结果。也是很多知识分子意识作用的误区和反社会性质的地方。更准确的讲，不是简单的那一个主义是合理的，因而是必须拼命坚持的，而是资源的合作与分工，在道义的（非极端追求单方利益最大化）市场条件下，按自愿交易需求分配利益和价值追求的多元化实现了人类的生存需求向宏大、复杂、协调和精细的进化，因而，是有利人类发展进步的。对于社会环境而言，基本的生理生存环境不能有显著差异，而对于高级的生存条件就不能没有差异与代价。
马克思梦想的社会变革是目的极端、价值方向单一、并带有发泄个人情欲的性质。同时，马克思的思想也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旧的社会关系结构面临人性空间发展的挑战，即巨大的物质力量被开发出来，巨大的利润伴随着资本运转，人们的欲望被极大的激发起来，而资源条件的紧张和生存代价的提高，压制了人性空间和选择条件，而理性意识认识却相对滞后，高额的回报掩盖了高昂的代价，导致巨大的利益矛盾和欲望失落，产生出不顾一切的极端争夺意识。
马的思想意识中理性内涵要远少于武断的结论，并带有无所不能的狂妄，而对行为的后果也极少顾及。这种心理状态也很符合人的一生中，青少年时期的意识心理特征，即高度变化、动态混乱和不成熟理性的反映。马克思也许在强调反压迫时，自认为是道义高尚的，但他肯定没有料到，奉行他的信条，会产生更大的压迫！
几十年后，资本主义不断改良成民权自由主义，消除非道义因素。“社会主义”阵营却选择了封建奴隶式的集中营管理方法，非道义的因素强化发展，没能摆脱封建奴隶私权的恶性循环，不但没有社会进步意义可言，而且还有所倒退！思想观念的失误和个人欲望的膨胀，带来的社会效果差别之大，应引起后人的足够警戒。勿再上演后人复哀后人的悲剧。
匹夫专利，犹谓之盗。
《史记*周本记第四》
事实上，只有全体人民共同发展利益的政权和机会平等的资源配置使用的社会关系才是符合道义的，利益分配应该用供求关系的市场自愿交易决定而不是人为的分配，再加上基本的共同的生存与发展保障，社会才可能各得其所，各安其心。排斥任何阶层或任何阶级或任何团体占有优势地位的社会都会产生不平等压迫和利益对立，挑起内斗分裂。有的团体或阶层的人员不多，但同样很重要，比如，知识分子，商人，少数民族等。他们是社会的微量原素，但在重要性上和任何原素相等，对于健全的社会肌体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不应受到政权的歧视，更不应被专政压迫。
共产党的政权建设是基于种种错误前提，一是思想意识上的独尊，建立宗教意识专政，从而排斥理性和意识更新进步，阶级斗争、公有制、计划经济、共产主义等都是这颗意识专政之树上的恶果；追求共产扩张，结怨国际社会，树立无谓的敌人，将社会资源浪费于意识争斗而不是发展进步；二是组织形上的封建等级专政制、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管理职责官僚私有化，不是服务社会而是统治获取于社会，象一群欺行霸市的地痞无赖，追求对社会管理权力的霸占把持，党派私有专政导致大小管理职责私有化，形成所谓官僚干部终身制，构成最高管理职责私有终身制的，也就是毛本人的利益同谋；三是个人素质培养蒙昧化，如做党的驯服工具、雷锋精神、无私奉献等；四是道德堕落，放纵痞子精神和行为，不是以洞察力引导社会进步，而是以残暴威逼社会，满足自身愚昧欲望和利益要求；五是感情极端，以胜利者自傲，以强势自居，行为跋扈，好以暴力解决一切问题；六是排斥理性，嘲笑知识阶层，只顾蛮干；七是强盗行径，为了改善经济政治地位，支撑快速扩张的势力，必须获取巨大的财富能量，最快速和直接的办法就是诈骗和强盗抢劫，于是，必须在社会中寻找一个即有大量财富有没有强大势力的群体，希特勒选择了犹太人，毛选择了资产阶级，至于给他们安上什么道德罪名以使抢劫更方便则是无关本质，谁还能一点毛病没有？何况道德标准是人定的，欲加治罪，何患无词？这些前提条件充满欲望而缺少互相支持的理性逻辑，都处于与社会进步利益相对立的位置，任何一项错误都足以引发严重社会危机，尤其当遇到社会成员的抵制，又不惜一切代价的维持这些错误前提时，就是对社会的故意谋杀犯罪。毛的一切努力都是建立和维护这些错误前提条件，从而给社会带来无数灾难。
由于认识上的错误和偏见，将不适当的错误理论用于政权建设。作法于社会，搞乱了整个社会关系。建设了一个畸形的社会与政权结构形态，违反了社会功能的道义原则和人性发展进步的正当要求。现实面临的是一个大国的社会秩序与制度的建立。事关一个民族的前途与兴亡。集造反精神与行为大全的党派，并不具备建立适当的管理制度的正确思想、行为道义和情感选择能力，他们更愿意放纵自己的征服欲望搞极权私利，将政权建立在不合道义的基础之上，这怎能不让人痛心。这种盲目自负的社会政治行为，代价之大，已经难于用语言来描述。这怎能不让人深切的感到，社会要发展，就必须制止和消除这种狂妄的行为，让有思想品德的人担当社会责任，要有清除腐败变质、懒惰和不负责任等一切不合格分子的意识和制度保障。
毛作为一个军事暴力手段斗争家，是出类拔萃的。对于各种非常的破坏性争斗手段得心应手，从意识欺诈到行为强制，从拉帮结派到挑拨离间，从利益引诱到秋后算帐。但作为科学理性的社会管理政治家是拙劣的，乱政扰民对社会的危害是深重的。纵观毛对社会的管理可以归结为野心大胆和乱搞一气，本质是保持个人统治垄断实力地位，社会活动是为自己制造政绩，捞取政治资本，当社会发展利益与个人垄断利益发生矛盾时，不惜毁坏社会利益，以达到和保持个人垄断的极端利益。这也再此印证了人类认识上的局限性和人性的反复无常。虽然在某些方面优秀，但在相反和其他的方面却拙劣异常。个人欲望的极端膨胀将置一切于不顾。由此看来，将社会管理责任无条件的交给个人是何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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