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瓶装旧酒的社会关系结构与人性的矛盾，导致社会矛盾斗争阶段
毛对于社会的不平等压迫也有改进的地方，将妇女从封建等级的底层拉了上来，给予了平等的地位，因而对于妇女平等的解放是有贡献的，尽管，他并没有把人的自然权力都归还妇女，他给了他们与男人同样的被剥夺地位，但不是更多而已。毛将富人打倒，造成了平穷，安慰了穷人，但没有改变社会整体的贫穷，还给两者都带来了灾难。毛号召治理淮河和消灭血吸虫病，为社会利益作了一些好事，但并不关心用什么代价和什么方式制度，如何长期保持这些成绩，到头来仍旧收效甚微，并没有摆脱封建统治者为自己利益而照顾社会利益的性质，用一两件仁义之举掩盖整体道义性质的败坏。
共产主义将资源高度垄断集中，带来了规模经营的条件之一，但把人员和资源高度的集中，又不能用道义的方法保障各自权益，等级压迫反而产生消极争端导致资源低效率的使用，甚至浪费和闲置，乃至破坏。集中控制和支配资源，并不等于能够高效使用和产生效率，结果是共产导致的共穷主义。
毛的社会管理是建立在用庞大的等级官僚统治机器和帮党势力控制压迫社会的基础之上的，其社会管理的目的没有道义的目标，虽然提出一些动听的口号，但根本不可能实现或根本不操这份心，从来只有看不到影子的长期目标、天花乱坠许诺，但绝口不提社会发展的短期目标的执行结果，口号只是行为的漂亮借口而不是目的，而本质上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名、利高于一切，因此要霸占管理职位，只要好处不尽义务，要千秋万代的保持下去，要万岁。
毛自称建立社会主义，但从生产生活资本资源与政权的完全结合来看，实际是政权垄断的、帮党官僚阶级所有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也就是被列宁大加批判的、“必然灭亡”的垄断资源和管理使用条件的“资本主义”。极端垄断和家族私有就是奴隶制的本质。毛堪称是垄断行为的极端发烧友。做为资产的管理人的官僚，其行为和过去的资本家相似也就不奇怪了，而且品行还要恶劣，因为他们比纯粹的资本家还多一种手段，即政权的暴力强制手段，他们完全可以有持无恐的谋求不断无限的扩张自己的利益，他们也比资本家更少一个重要的顾虑，即完全可以不在乎资本的经营效果，反正都不影响官僚的地位利益。西方的民间资本，由于其形式和参与人数的多样性，没能形成单一势力的垄断社会。社会政治的民主制度，使资本拥有者失去了与政权强制手段高度直接结合、互相利用谋取极端利益的可能性，资本的繁殖没有政权暴力手段可以依仗，无法靠损害社会利益来实现个人利益，被迫采取了与社会利益相互促进的方法来实现利益，从而形成个人与社会利益双赢的局面，因此，西方的所谓“资本主义”到是成为更加照顾社会利益需要的“社会主义”。
发现毛体制的结构性缺陷与不足，并不需要很高的智慧，只要将他和蒋介石政权及过去的封建政权略加比较，就不难看出它们结构上和工作方式上的相似关系，毛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虽然发现问题，但党派意气妨碍了他代表社会利益，极力要求社会追随和迁就自己私利的需要，垄断把持政权。虽想完成社会革命，寻找替代的方式，却又没有能力发现或实行正确的方法，他无法在个人垄断占有的万岁欲望与社会利益之间两者兼得，只好狡辩说，只要思想正确，愿望良好，封建等级体制也能为人民服务，等于是用白条和空头支票来搪塞支付责任。在面临私权利益的诱惑时，追求错误的社会征服利益和政绩，出现错误不及时承认纠正，而是一意孤行的掩饰，放纵蛮干，导至人类史上空前的社会灾难。
毛在打败了蒋之时，就是他失败之始。当毛用暴力和欺诈建立了对社会的奴役统治后，虽然党对社会的专制地位确立了，但他个人在党内的专制地位还没有保障，他必须建立党内的对他个人的依附，个人奴役统治才能有保障。于是毛便开始了建立党内独裁地位的斗争。他的首要目标和敌人就是党内的高级干部，他们是过去奴役统治的造反派，因此，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富于一定的良心和人格，被人奴役显然也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虽然，他们并不反对党对社会的独裁地位，他们自私的以为，他们会成为破坏社会道义基础的受益者，殊不知因果报应在后面。毛开始寻找借口打击党内的反对派，各种意识形态罪名就应运而生了。毛的政权之所以可以延续,很大程度是因为毛在进行独裁化时,没有强烈的外部竞争者,而蒋是在有外部竞争者的情况推销独裁,结果被轰到小岛上去了.
毛赶走了资本的主人以后，他自己成了主人。官僚们在等级特权保护下的行为，决无法让社会舒服。当他为资本安置了新的主人以后，无疑又看到了等级制所必然产生的压迫和对资产的理性经营和资本的积累，也必然要放弃绝对平均主义，必然要鼓励效率和区别贡献轻重，回报与能力和贡献挂钩，导致各取所好的两极分化，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不就又回到土改前的社会状况了吗？自己反对的东西自己又制造出来，这和他的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的“大锅饭”的理解大相径庭。意识上的困惑和矛盾，建立独裁地位的现实需要，使他又想起了革命，想起了供给制，但这回是“革自己人的命”。
供给制无疑等于给官僚们的生活戴上枷锁，和人民公社对农民一样，控制了他们的行动和增加他们对上级权势的依赖，遭到官僚们的反对。毛的消灭人的欲望的作法，等于是对大众做阉割术。他学起了农民割韭菜的办法，一茬一茬的革下去，甚至忘了他们和他一样是人，他是在和人的天性过不去。而他自己不择手段的夺取权力，树立了恶劣的榜样，却让别人割断欲望，做驯服工具。毛的专制欲望受到了党内和社会的抵制，毛便开始了他用暴力和欺诈获取王权，推行专制的斗争。
实际上，现在的资产主人比以前更难对付，首先，他们都是自己人，即党员，拥有高于社会的政治地位，不可能接受社会的干预；监督、评议、任命的权力转移到社会，打乱了特权等级体系的权、利来源方向，不是要改变党为少数人服务的性质了吗？他必须保持这种党对社会的不平等的关系，代价是他们可以使用权力而无须考虑承受者的感受。（国有道则庶民不议。当知识阶层对蛮横霸道，不讲道理的奴役管理提出意见时，勉强听了一段时期，就认为知识阶层会夺取政权，忍不住大打出手。从被轻易打倒的情况看，不存在强行接管政权的可能性，可能害怕自己的错误暴露，失去社会的民心）；
其次，他们无须过多顾虑操心资产的保管状况和发展结果，更愿推卸责任而不是承担决策的风险和后果。有功不能赏，有过不能罚，即不能提高认识，又不能约束行为，放纵自己的党派意气，刑与德具失，何以劝善阻恶？由如此庞大的人员构成的党派，无论是统一思想和约束行为，从内部监督的手段和检验的方法上看，都是一项不可能的事。当处于外部威胁和内部联系松散，结构简便的反对党位子时，各忙各自一摊的时候多，内部还能相安无事。一但处于联系紧密，事物繁杂，结构紧凑的协调利益关系的执政体制之中，内部各种矛盾，如派系、权利、性格、习惯、文化、修养等，必然要激化情绪和矛盾，引起纷争，更无暇顾及社会责任。与其说强求一致，不如各得其便，让社会承受者决定他们的是非去留，不是更能消除矛盾吗？虽然毛取得了党内仲裁者的地位，但并不能让官僚人人心服口服的盲目追随，他们各有想法和报负，党内斗争依然持续不断，毛只有采取不断斗争抛弃旧官吏的办法来维持地位。
再者，他们面临权、利交易的压力和诱惑，家庭、子女、亲属、战友的各种需求，要靠权力交换，有的要享受，有的要解决困难，七情六欲，防不胜防；而后，当党派由理想追求者，获得世俗权、利后，党员的高等级身份和管理权力成为实现利益的唯一途径时，他就成为欲望携带者好利钻营的对象，有节操者不屑于招门徒和表忠心式的入党结派，肖小之辈却极力公关巴结，党的性质成分向庸俗变化是必然的，只要有一个变质，就会迅速的成几何级数的繁殖；
又，即没有客观的衡量优劣的标准，也没有相应的考核评议程序，因而无法为保持品质而作必要的新陈代谢，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还没有封建科举制来得更客观实际些；再再，为了党内提升和权力斗争，必须培植个人的部下实力和向上挂靠，相互虚伪掩饰政绩与错误，无端指责与攻击就不可避免，导致整体的行为标准和道德败坏；最关键的是继承，他必须保持对社会千秋万代的不平等特权等级制，区别对待，从祖宗三代到子孙万代，近亲繁殖以纯洁性质，封建官位的亲属继承，这等于是愤世而不是治世。（纯洁性在危机时固然可以保证依附和忠诚，但在和平时就会与社会有隔阂，并侵害和压迫社会其他成员利益）；
最后还是继承，党的性质是靠空洞的理想说教还是靠基因遗传来保持？太子们会克己奉祖，禁欲成道吗？还是靠把这些新生的资产阶级送到国外的老资产阶级那里去了事呢？当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时，毛的新资产阶级现象就不断的繁殖生长出来了。当前提是党的优势存在利益高于社会利益时，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可能性，不可能在忽略和欺压社会承受机体利益和感受的情况下维持正常结构关系和生命，生死不能两全。象封建奴隶主一样，骑在社会大众的头上找团结稳定，这种团结稳定的实现就必然是大众利益的巨大损害中实现的。
毛在平息社会的不满与约束自己党派的思想行为方面，都最终选择了党派和个人利益至上的错误方式，为人民带来了灾难。在谋求不断扩大自身利益这关键点上，共产党和资本家是完全一样的，民间资本家没能做到的垄断社会获利，倒是让搞“社会主义”的共产党用政权暴力手段完成了，结果是搞成摧残社会利益的“高度统一形式的政权垄断官僚资本主义”，毛的感觉认识在这点上没有错，但他无法冲破社会主义的种种自利的荒谬教条，如公有制、一党专政、计划经济等，对社会利益的犯罪和失败的治世也就是必然的结局。
当外部敌人威胁减少，他在自己的温室里发现了人性病毒的温床，眼前一大堆人性病毒携带者晃来晃去，侃侃而谈，对毛的自利信念构成威胁，毛的不快是难以排谴的。他以造资本力量的反开始，到制造出新型的资本主人结束，否极泰来，这太极轮回令毛十分困惑？资产阶级原来可以在自己的后院重新生长，当他把对立面赶到海岛上后，新的对立面又从自己的肋骨条里钻了出来，“和平演变”已经开始了，十几年的造反难道是白忙活了吗？
毛没有看到绝对平均本身就是不公平，因为人性资源是自然不均的，集体经营目标必需要高效和有序合理的集合每个人的劳动付出才能实现，他可以在劳动成果和分配上搞大锅饭，但无法在不同性质的劳动付出和能力上搞大锅饭，因为每个人的资源条件是不同的，甚至后天的努力也不能改变，因而，造成劳动兴趣、代价与回报的不平衡。毛说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反对人与人之间的资源差异导致相互剥削，于是，共了别人的产，抢走了物质财富，但对于非物质的资源差别却无能为力，不可能在智力、知识、相貌、地区位置等条件上实行简单的平均，尤其对于以国家的名义，由统治官僚阶级利用管理权力，对社会全体的剥削和压迫就更无能为力，也无法彻底革命；反对剥削是对的，正确的方法是建立公平的交易机制，而不是取消交易或改变交易主体；说是公有制，实际是大多数人对于所有的东西毫无所知，即无权过问，也享受不到实质性的好处，社会唯一公有的就是愚昧、贫穷和缺乏生存条件及保障。
毛的成就不但在组织农民力量上，而且也体现在使用这股力量上，毛的争斗手段和拼命胆量挫败了对手，这些对手即包括蒋这个外部敌人，也包括党内的各种与他一样组织起自己的造反势力的派系。毛的成就就是建立在这样一股有着重大自身性格缺陷的力量之上的。他击败了外部的对手，却战胜不了自己的情感欲望，尤其是当他们的一屁股座在了自己对立面的交椅上，搞起资本经营和建设以后，就更加有些不知所措了，因为建设行动是人性与人格精神的体现，需要理性、知识、责任、信用、勤恳、克己等优良素质的高度协调工作，尤其是建设劳动是长期的努力，比起靠暴力和占有欲的战争破坏活动，社会建设无疑对人性品质的要求要高很多。
因此，毛要培养“自己的”秀才，一方面掌握建设技术，投靠和服务私权而不问社会道义，另一方面为其私权意识提供辩护的工具，为自身私利寻找似是而非的外衣借口，将私权统治解释的云遮雾罩，看似天衣无缝的合理合法，以便欺骗社会意识。但这样的秀才很难配养，因为，必须要有良好的精神分裂能力才能即在建设时发挥良好的理性能力，又在社会环境生活中彻底的违背理性。最终找寻到的只是不通理性和人性的文痞而已。顺手的自己的秀才很少，只好威逼利诱各种秀才卖命，发展到极端就是“抓革命，促生产”，卖命是应该的，不干就让你生不如死或叫你不得好死。
建设行为是尽社会责任，是付出和劳动，而利益是享受，可以带来乐身的好处。如何将责任和利益有效的结合，相互促成，是完成建设事业的关键。短期的战争破坏行为可以靠欺骗和强迫，但长期的建设则无法做到。建设依靠的是各个阶层充分地发挥自身特长并与其他阶层建立合作互利关系，因此，平等的社会地位是公平的劳动与回报交易的前提条件。但是，一党专政的私利欲望和阶级斗争的手段，是推行意识分裂和利益对立，极端追求私利的政策，与合作互利建设的基本前提相违背。
共产党在执政初期，就面临重大决择，一方面要将过去以争斗破坏为业的党，改造成富于理性合作精神的建设党，而且这个改造最重要的部分在于毛自己本身，以便从事社会建设发展而不是继续破坏，但又要保持庞大而又忠诚的破坏性打击力量，以便追求共产征服意识扩张；一方面试图在一党专政的私利前提下控制和支配一切，即由党的官僚控制一切决策和支配权力，又团结合作各个阶层，包括知识分子，从事建设；即要教育党的干部不能夹功自傲，又要保持他们不受社会监督的专政地位条件；即要社会物质建设的进步，又要将社会意识限定在马列教条的圈子里；既为人民服务，又不问人民被服务的感受好坏；即追求共产国际的胜利，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却又无法互利交往；等等。这些客观条件和欲望要求的矛盾构成了一道道根本无解的多难难题，改造自身就意味着清除和改造不合格素质，甚至人本身，等于过河拆桥杀功臣，动摇忠诚信念，放任自流又不能完成建设需要；等级奴役合作空想与公平的合作精神格格不入，区别对待的成分划分形成社会歧视并断绝了一部分人的发展前途；将社会管理职权作为好处犒赏功臣，只顾乐身而不能尽社会责任；战争与和平时期的任务转变，引起文、武官员地位和作用的升降倒转，内部利益和前途的分化引起冲突；专政意识的禁固阻碍了意识进步的探索；建立权力金字塔，奴役性的集体化形成新的极端阶级压迫；将社会资源错误的支配使用，服务于统治者的妄想意愿，劳民伤财，导致贫苦；于是，矛盾的结果不断产生出社会危机，而在党内，文官在建设中的重要性，地位不断上升的势力对其本人独裁地位形成威胁，党的“八大”明确的表示出对民主理性管理进步的要求。而鲁莽者对自己卖命造反而又要受整理感到愤愤不平，是功成身退还是贪图名利？毛本人的多欲少理性的性格特征和知识与修养的欠缺，文人傲气伤人使得毛对理性阶层产生抵触而与功臣们惺惺相惜，面对决断，毛对权势的贪恋是难以割舍的。
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贞观政要*公平第十六》
毛表面上首先扮演家长角色，调和各阶层的矛盾，开门整风，看似希望缓矛盾，改正自身缺陷，完成政权的功能改造，实际是为自己整肃不听自己话的官僚,进行舆论准备,挑起和激化矛盾，为最终的打击制造条件和借口。提意见的整风很快就发展成控诉，并有可能引发全社会对政权的抗议，同时被指责的党内同僚也开始表示出怨言，专政的欲望面临现实的考验，打击对象被引诱到了政权的枪口之下，毛只好放弃党内目标和满足自身欲望，安抚党内功臣，放弃社会责任，打击异己分子以便垄断掌握政权，形成所谓的第一次“反右”斗争，由于知识分子软弱人少却又表现激进，尤其在理性意识上和欲望突出的政权形成天然的对立，同时也是党内文官同情的对象，成为内、外杀鸡警猴最佳的靶子，受到调逗激化矛盾，使得党内文官们无法放弃党和私人地位利益，主持社会公道，随后是严厉的批判、关押和枪毙整肃，政治上的歧视即釜底抽薪断绝理性阶层从政的条件，又惩戒党内文人，以便更顺手的利用，与党的依靠工、农的愚民政策遥相对应，形成打拉结合的政权支撑条件。在这种基础前提对立的情况下，只有放弃社会建设的条件和责任，而只顾乐己的内斗私欲。而第二次反“右”则是针对功臣失意的反叛和党内民主意识，因此，反右的实质只是毛调和矛盾失败后，为维持个人统治地位对内外采用强制手段的反映。
如果社会除了当奴才式的“左派”就别无选择的话，那么反对人性发展的所谓“右倾”就必然是毛一生的进行曲。为实现前提的各种欲望，毛开始构筑防御支撑体系，一是请来时髦的外国宗师，建立禁固意识活动的理论宗教，然后，要培养“自己的秀才”文痞，在道的意识层次上强词夺理，拳打脚踢；二是形的政权组织形式上明暗、交叉、等级、双舵牵制控制，重用意识蒙昧，因而易于哄骗收卖的盲目忠诚阶层；三是培养有雷锋式器质的顺民。这个体系的核心也是最顽固的地方是形的组织结构，当党、政、军、工、青、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机构被只顾自身利益不问社会道义，出卖一切只为在强势集团内向上爬的人所充斥时，形成庞大而又自私的、利益与形的组织共生死的、富于痞子精神而又不顾廉耻的官僚阶层，控制一切资源和出入口，占有尽可能多的财富。同时，当社会充斥着意识蒙昧、道义含糊、盲目仁义、能力软弱的顺民雷锋时，任何反对势力都难以产生和壮大，那么，要想改变这个妖怪的颜色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当刘少奇自己受到非人待遇时，他根本无法指望私利官僚和雷锋式的顺民为其主持公道。邓的改革努力同样也是受阻于这股势力。但是，物极必反，当社会拗于仁义而毛劫之以痞子手段，有得逞的机会，但当社会被教化和逼迫得都成为痞子时，就是败亡之始。秦王朝的败亡正是如此，自以为一、二、三、四，传之永世，不期两代就化为乌有。
完全放弃建设势必危及生存，因此，毛开始依靠官僚体系蛮干来完成生产任务并制造空前绝后的政绩，为自己捞取名利资本，彻底封上文人之口，于是，大跃进开始了，毛利用各个阶层，让他们只尽劳动义务，不问自身权益，共产党最喜欢的就是自己白拿，别人白给的所谓奉献，从来就没有想与他人公平交易。大跃进是将集中后的集体化资源条件被专政私权决策用于毛个人的意识幻想需要而不是社会利益需要的典型恶例，因此，“大跃进”的结果是对社会资源的大浪费和大破坏，并暴露出空前的社会灾难。
毛为推卸责任和维护自身统治地位，必须培养和保护自己的亲信势力，因此，就无法从根本制度上维护公正社会利益，只能杀鸡警猴的装装样子。为了巩固私权，毛必须制造社会分裂和挑起对立，开始大谈和制造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不可能一天到晚的白热化进行，人要吃饭才有劲干别的事，这是谁也知道谁也骗不了的，不生产就等于是自杀。一方面必须拉拢从事基本生产劳动的工人和农民贡献产品，另一方面，私权利益必须要有同谋和维护者。世界上凡是有私权利益存在的地方，通常都是要建立利益同谋关系和将自己装扮成民族利益的代表，或者是某种道德的化身，如天子，天师，佛祖，教主等，例如英国王室每年颁发贵族爵位，目的在于拉拢形成王室的贵族利益同谋集团。因此，毛称工农兵是最“可爱的”人。虽然可爱，但又不能公平合作，只好小恩小惠的拉拢利用，但是对其长期的根本的发展进步利益依然只有置之不顾。同时，毛也清楚地看到，如果任由官僚统治者扩张利益，就必然要和工人农民的利益发生冲突，制造出赤贫和流民，使统治者失去必不可少的贡献、同谋和维护者，变成一群坐在愤怒的火山口上的少数极端利己的官僚阶层。上千万农民被饿死和流亡讨饭就是现实的警钟。
毛无法适应多种成分的社会生活，对一切都疑神疑鬼，滥用恐怖手段，自己制造了大量的冤狱和反对派，成为千古罕有的暴政，好像是忘了“压迫越深，则反抗越烈”这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他们同样蔑视知识分子，嘲笑他们的清高和胆怯，只会动口不会动手，他不能忘记他们背书时自以为是的样子，把他的地盘和他本人毁得不成样子的二十八个半洋秀才，他无法掩饰对他们趾高气昂、眩耀背诵教条的轻蔑，直呼他们本本主义的大号，他们加工出来的教条让他四处碰壁，于是，斥责他们连狗屎都不如；大跃进时期，很多科学家的并不科学的结论也让毛吃尽了苦头，以为把作物密植，用电风扇吹，用电灯照就能大大的增产，他强迫下面鼓足干劲，提高产量，结果他们只好用撒谎来完成任务；以为麻雀盗吃粮草，大动干戈，必欲围歼而后快，结果是个大误会；以为随便搭个炉子，就能炼得钢水直冒，弄得举国上下狼烟四起；以为胆固醇完全有害，结果两年不敢吃鸡蛋。理性离开了正确的使用方式，将同样导致荒谬！毛发誓宁可自己解剖麻雀，偿试梨子的味道，也不轻信所谓科学家的结论。以至于他连党内知识分子同志的意见也不放在眼里，引发了党内早已有之的矛盾冲突，即理智与欲望的管理决策冲突，毛在被党内选举下台的威胁面前，终于造了共产党的反，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疯狂内斗造成了短期内无法弥补的社会内伤，并树立了恶劣的行为榜样。
毛依靠官僚体系，象一群闯进人类社会的猴子似的蛮干，另外，他们也无法忘记对过去资本的仇恨和轻蔑，所以连自己社会的资本和其他资源拥有及管理者也要加以打击，文化革命开始酝酿，文革是党内权利摊牌斗争，毛要抛弃一切保持自身地位利益，建立新的宫廷政权，结果搞得自己的社会没法活了。
共产党为了聚集力量，摧毁旧的秩序，吸收了大量的地方造反势力，他们不满旧的社会现状和自身处境，但也谈不上有社会理想报负，他们更看重现实的利益和自身的好处，感官满足的要求高于理性满足。建立政权后，他们盘根错节，结伙成帮，各霸一方，构成一个霸权官僚等级统治阶级。共产党之所以不愿接受党内和人民民主决策的要求，也正是因为他们拥有一大批这样造反出身、文化素质不高、封建落后意识浓厚的官僚势力。他们是造反成功的必要条件，对权利舍命相争，但也是社会进步的阻力，坚守抢得利益。成为中国民主理智决策进步的最大和最顽固的“反动”势力。当邓为了赢得支持而恢复老干部的地位时，就埋下了他推行改革施政的重重篱笆，当他终于坐在了毛的位子上时，也终于感受到了毛的苦衷，也许他终于也理解了为什么斯大林为了推行他的妄想式的社会革命，而不得不进行清洗，这是在非道义社会环境下的非道义决策与执行方式的必然结局。非道义就不能调和矛盾，建立共同利益基础，无法满足大多数人的政治经济发展需要，无约束的欲望和无节制的争斗只能是你死我活。
共产党的社会管理方式是欲望高于理性的私权愚昧纵欲主义。将党派利益置于社会全体的利益之上，因而政策上是唯我独尊的、贪利不止的实用小人伎俩，只要对统治者有好处，不问社会道义。他们带着过去身上的尘土，在内战中获胜，以团体强暴散民的方式，通过自己的右手批准自己的左手，为了私党和个人的利益去改造社会，他们在一开始清除了一些社会阴暗污点，骗、赌、烟、帮、娼的势力受到打击，并以此做为本钱，宣传自己统治的政绩和政权的进步性（恢复社会秩序是任何统治者为自身利益而维护社会利益的必然行为，谈到进步性还为时过早，甚至连侵略者日本鬼子占领的地方，也要维护地方治安，能说日本人维护了地方治安就侵略统治合理了吗？清除别的社团势力，但留下自己的社团垄断社会，这也不能说全是为了社会利益需要。而且将正当的社团组织也一同打击清除，完全是出于黑社会争夺地盘利益的目的，并非为了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没有多久，没有外在约束的统治阶级开始变质，他们自身的人性弱点又将社会道德重新破坏和污染。造过去统治者的反使得他们由不平等社会关系的受忽略者转变为受益者，在他们看来，所谓抛头颅撒热血的反抗，就获得了制造和维持新的不平等关系，让自己享受的理由。当毛祸国泱民时，却再也不愿抛头颅、撒热血的为人民谋利益了，他们所谓的革命精神也无影无踪了，成了趋炎附势之辈。他们越革命就权越大，利也越多，而百姓就越无辜越穷。
毛为自己树立了两面金字招牌，一是为人民服务；二是马列主义。但为人民只是幌子，谁能相信让无数人死于非命、制造出无数怨案和社会灾难的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呢？信奉马列主义也不过是装装样子，用斯大林的话说是麦其淋式的马列主义，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假冒伪劣的马列主义，而为自己是本质，占有和控制一切资源利益才是目的，毛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和国际共产的本质就是控制和占有一切资源条件，扩张巩固势力范围，满足征服欲。毛为整肃异己所罗织的罪名“修正主义”是最能反映毛的意图，所谓“修正”毛从不敢明说，因为是为毛的征服私利而不是社会利益，其实，不过是赫将列宁的暴力革命征服改为两大阵营的和平竞赛和清算斯而已，毛要坚持暴力革命，一是毛不懂建设，和平竞赛毛就可能被迫让位，二是他认为以中国的兵源炮灰资源加上苏联的工业能力，就完全足以征服世界，而武装的中国军队还可以稳座老大，毛就是世界大佬了。终其一生，毛都鼓吹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其实毛自己才是大战的根源，虽然，宣传上，毛把战争的黑锅扣在资本扩张上，而刻意掩盖资本只有在秩序而不是战乱中才有稳定利益。而赫则看到，美国的软腹是人力资源，由于重人的价值而没有足够的炮灰，拼常规力量，美国必败。于是，美国就被迫必须动用核武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从而，同归于毁灭。毫无疑问，毛的推测是美国缺少拼命的气概，因此，不会有意志力用核武来捍卫自己的信仰，而归于屈从，或将自己封闭在美洲大陆，那毛至少可以是半个世界老大。除非美国先发制人，否则最好的结果不过是困守美洲，美国也的确表现出畏缩和战略收缩，越战就充分地暴露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困境，遗憾的是，赫不认同毛的观点，赫表现出一定的理性和对毛的戒心。毛的“大愚进”也是试图甩开赫的努力。在欲望包天上，他的同党也跟不上步子了。在两条路上毛都无功而返，于是，整国内的“修正主义”就成了毛发泄嫉恨的唯一工具了。清算上司的罪恶无异于毁灭官本位制，于是“修正主义”成了毛的神经痛点，念念不忘，全国也不断地打倒他们不知为何妖的“修正主义”。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虽然符合常理，却妨碍了毛的炮灰多多益善恶欲，到赫被赶下台，苏联想恢复列宁的暴力策略时，毛已深陷内斗而难以脱身，同时社会的生产力已经下滑到为保生存都困难，更何谈支持大战？苏联被丑化后，毛必须有个理由交代转向，而毛坚持要苏联人谴责自己做为和解的条件等于是让他们政治自杀，国际小兄弟们的忘恩负义加上毛已老迈等众多不利因素，时机不再，当两个大野兽有机会获取世界猎物时，他们没有勾结起来，而是为夺占猎物而互相首先反目，动物独占欲令尔等狗咬狗地分裂成仇，毛被迫与“敌人”美国连手以自保，终于令世界从毁灭的边缘滑过。这个局面对“一边倒”的毛真是莫大的讽刺，而文革的结局也是一样，毛与林合谋算计别人，结果事没办完，他们两先掐起来了。毛在好斗上并没有政治智慧，好胜好强而盲目树敌，经常是挑起争端而又结不了尾，边打边看，打到那算那，并无明智的政治目标，虽然毛并不忘记加上一些政治口号塞责。
毛是为满足自己而利用社会，不是服务于社会利益需要，这是认识毛的性质的分界处。毛的欲望越疯狂，就越忽视他人的利益存在，其社会行为就越残暴。毛的另一个伪装的很好的伎俩就是自我标榜不喜金钱，其实，毛是希望别人不追求金钱，他自己能捞的时候，决不会客气。这样的表演其实还有多重目的在里头，金钱的存在淡化了毛是利益唯一源泉，人们对金钱的价值认同就会分散对毛的价值认同，这是毛所不能忍受的。同时，用货币分配利益时，就会淡化以官本位分配利益，为钱而干与为毛而干（口号上说的是为党和人民）在回报与价值期待上是不同的，毛要的是无偿的奉献，没有任何回报的占用，一旦人们产生回报的期待，就会令毛债务缠身而破产，因为毛占用社会资源而不能带来财富增长，除非他能生产或对外扩张，而这两者毛都不行，相反，毛还要靠对内搜刮来维持开销，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推卸支付责任地赖帐，所以毛几乎天天叫喊要无私奉献，为理想而奋斗，但绝口不敢提回报。让别人为理想自己为好处的诈骗而已。毛将自己的彻底官本位体系对外推销，柬埔寨的共产党就曾对此加以实施，结果是血腥的自我毁灭，没有中国的输血，能维持几天真是问题。当征服者不能靠掠夺来维持时，就必然走向衰亡。因此，必须保持战争机器的不断产出，一旦出现大的间歇，就会瓦解。
帮党由被统治者进升为统治官僚阶级后，他们的立场也转化了。当年有多少所谓的革命家们为讨好毛，充当打倒彭德怀的先锋打手？他们不但没有主持公道，还落井下石！而不祥很快就来了，当他们自己后来成为被自己纵容庇护的独裁者的打击或忽略对象时，又怎能说自己是完全无辜的呢？这是只顾眼前私利，不顾社会道义的必然结果。正所谓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自古至今，很多人好玩弄出卖社会道义，换取个人好处的小人伎俩，结果是得到的眼前利益没保障，最终成为别人的猎物，害人害己而已。秦国的李斯就是这类典型人物之一。有多少冤魂过去自己就是冤魂的制造者呢？因而产生和执行了大量的不平等对待社会的关系政策，如所谓党的农村政策，城市政策，对外关系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上姓“社”还是姓“资”的倾斜政策等等...。
毛大力制造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如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地区关系、军民关系、海内外关系、阶级关系、左右派关系、公私关系等等，把社会分过来割过去，政治和经济上三、六、九等区别对待，并将阶级斗争作招牌，打一派拉一批，将玩弄权术看作政权的最终目的，使得人们为了改善自身的社会地位而不得不出卖一切，除了内耗就别无所长。而阶级斗争到头来不过是搜刮财富，打击异己的政治外衣借口而已！
自古干什么，擅长什么就向社会吆喝什么，兜售什么，就靠什么获取利益。毛擅长拉帮结派，挑拨离间的争斗破坏，所谓的阶级斗争是看家本领，因此，阶级斗争就不能没有，否则，位子就保不住。至于阶级斗争是否真正的存在，是不是非斗争不可，那只是小道理，而大道理是一把手必须是寡人，功劳好处必须归寡人。真实的斗争没有，造几个还不是小意思？因此，屈死在毛的阶级斗争手腕下的冤魂不下几百万，而受到歧视的就不胜枚举了。
毛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和挑拨家庭关系、夫妻关系对立是一样的。都是将利益冲突的一面夸大，把利益合作的一面忽略，挑起互相仇恨，引诱一方追求利益极端最大化，即征服压迫地位，用等级制的地位差异引诱内斗和互相攻击。阶级斗争只不过是这种小人伎俩的隐蔽表达词语。这种挑拨离间，区别对待的等级内斗政策让社会不得安宁。不从根本的道义上建立社会道义合作关系基础，而是根据统治需要，用提供好处的政策建立和维持不平等的等级特权压迫关系，利诱社会行为，以扩充提高自己地位利益。不是消除社会矛盾和不平等，而是制造矛盾和新的不平等以渔统治私利。
种族隔离是民族之间的等级压迫，成分隔离就是阶级压迫，毛的统治就是建立在阶级压迫之上的封建等级制，与传统的封建等级的差异在与，传统的封建统治的利益同谋是氏族等级，毛的利益同谋是官僚帮党和成分等级。但毛所选择的是理性低的成分作为政权利益同谋，因此，导致人性退化是必然的。当所有这些彼此的等级关系搞在一起时，鬼才知道要有什么样或什么程度的不平等对待才能保持平衡，就连他自己也分不清方向，政令矛盾，出尔反尔。
为了保持追随者的忠诚，使用和依靠道德蒙昧和道德堕落者，如利用青少年、穷困者，痞子等。并且再加上愚弄理性的私权意识的灌输麻痹。毛的又一统治术就是廉价出卖社会利益和好处，达到拉帮结派换取其个人的统治地位，例如，出卖领土以换取外部势力的支持，出卖社会管理职位换取蒙昧者的拥护，出卖名誉的互相吹捧造神，出卖信用的利用完毕就过河拆桥，出卖同事和同胞换取利益同谋等。
毛和斯都以为，只要建立起强权势力，就可以根据理论需要，任意改造社会，实现任何理想。但到头来，由于内在素质的反差，他们只是为维持自己的势力而劳心费力，被自己建立的势力需要左右而已。训练动物对付敌人，可以撕咬任何人，但不可能靠动物来实现人性的进步。
毛可称作是最具破坏能力的人，因而也就是最不具备建设能力的人。由于不能用理性建设生产来满足社会生活和发展的需要，同时又需要资源和财富来应付自身势力的开销，维持统治地位和满足自身欲望需要，因此，毛的统治活动的主要成分就是以各种名义和借口施行抢劫和诈骗资源财富。毛将任何拥有资源条件的人，都看成资产阶级，例如知识分子的智力资源等，并且成为毛的抢劫和诈骗对象。
中国又一次掉入了内斗的深渊，总是败在自己人的手里，当外部的威胁减弱，内斗损人利己的国粹精神立刻卷土重来，对窝里霸的热情要远高于其他的事务，在理性和情欲的矛盾中互相伤害，这难道就是中国人命中注定的吗？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的资产主人愿意接受理性民主决策领导，向全民民权国家进步，而邓小平做为大陆第二任领导者所面临的困境，他自己虽然不乏理智，但却改变不了同僚。
毛宣称共产党是社会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政党，这也是列宁的理想教条，而实际不过是封建社会精英治国理论的另一种翻板而已。一党专政与鼓吹种族优秀，从而有资格统治世界社会是一个意思，满清推行的就是一部分血统的人统治其他人的精英治国，并由此推论出来，只有高贵的阶层中，才能产生出天才的统治决策者的封建理论。
如果真能作到不断吸收道德良好，品行端正，思想进步，为社会全体谋利益，淘汰不合标准和堕落者，这个党无疑也是代表社会需要，因而是富有生命力的，历代封建王朝的兴盛也同样是朝中多贤士的结果，古今同理。但无论从党的历史还是现状来看，党的主要组成成员都不具备这种自律能力和先进性，决策者也无法监督和约束自己和别人的思想行为。他们是造反者，对旧的社会不满，但并不表示他们的主张就必然先进正确，当他们由被统治者转化为统治者后，对自身利益的关心远远超过了对社会利益的关心，成为压迫人民的新地主和霸天，并且用暴力和欺诈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行为的性质和打劫财富的强盗并无本质区别，打倒旧等级压迫的这一点功劳和进步性也就此丧失贻尽。结果，朝堂多奸贪，田野困贤义，社会危机又开始新的循环。
从入党的手续和程序上看，这个党和各种帮会的性质相似，看重对教主的效忠而不是对道义的追求，党派组织的信仰和强制手段成为控制、驱使和奴役的工具，而不是寻觅道义、熏陶品行与增长学识阅历的渠道，结伙成帮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现实利益，而不是为社会管理服务。即没有任何辩别优劣的道德与行为标准，也没有辩别的明确程序和过程，更重要的是以谁的利益维护为出发点，是党派还是社会全体？即不能保证吸收社会利益维护的先进分子，也不能有效清除过度私利的不合格分子，又不接受外部社会的监督和评价。政党成为一群追求私利对社会政权长期把持的合伙人，而不是对社会发展进步开山引路的贡献者，即不关心也没有长期的社会发展理想目标，因而，从根本的道义目标上就与人性解放和社会发展利益相矛盾。对社会进步，对人性的解放而言，不但不具备先进性，恰恰相反，是具备反动性质。
自古以来，以行业、信仰、利益等为基础的结社成帮党，以便在社会竟争中保持优势地位，获取和保护权益。帮党即有进步的一面，即保护正当的权益，也有为恶的一面，利用优势地位，侵害社会其他成员的权益。例如红帮、一贯道、汉流等等，都是反抗满清的民族等级压迫统治时的秘密团体，辛亥革命的起义就是由红帮等反清团体首先起义发动的，因而，在一段时期内是有进步意义的。而清帮是维护满清统治的帮派势力，是与政权有关连的执政党性质的帮会势力。红帮在推翻满清成功后，其历史进步使命已经完成，但在组织上却极端膨胀，并迅速地蜕化成恶势力。任何政党都会随着地位和利益关系的变化而出现性质的逆转，共产党也不例外。
结党营私是一句古老的成语，准确的反映了结社成党的利益动机和目的，以及危害社会道义和社会公器的本性。在中国古代的观念中，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受到有品行者的痛斥。有识之士比而不党，对事不对人，以维护天理公道为己任，不以效忠私利或个人为能事。自从刘，关，张桃园结义受到儒家的吹捧以后，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拉帮结派的谋取团体私利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可见儒学是极大的损害了中国人的理性精神意识。
帮会党派有的为保护自己的行业、信仰、利益而结社成帮党，例如，黑手党、3k党、同盟会、国民党等，以及为各种目的结成的联盟等，他们有的是出于正当目的，有的是为了一己之私，但都是利益受到侵犯限制或想侵犯别人，欲望不能得到公开合法渠道表达，被迫采用阴谋与暴力手段的结果。有的获取政权成为公开的私权，有的转地下，成为黑势力。但都进步性逐步退化，最终发展到利用帮派势力，用暴力和欺诈侵犯社会利益的地步，成为社会肿瘤性的恶势力组织。其活动的主要特征是：1，意识上的蒙昧，以宗教方式推行垄断意识教条，麻痹和欺骗人的意识和情感认定，敌视理性；2，组织严密和行为强制性，对于参与组织者提出很高的服从与贡献要求，对于违反帮规者处罚严厉，由此形成行为的高度一致性；3，行为秘密和利益互助，以帮党为家族和依靠，形成利益和情感依附。为追求帮派家族利益极端最大化，破坏平等互利互惠的社会道义合作关系，从而侵害社会整体利益，建立小团体的合伙人的关系。这种组织行为方式，与其说是共同追求人性的发展进步，不如说是训兽，追求小团体的感觉意识满足，因此，从根本上就与人性的发展进步相矛盾。当满清为了维护民族压迫统治，对抗汉人的秘密结社反抗势力，加强对社会意识与行为的控制，也开始组织统治社团势力，形成了近代的社团势力暴力争斗的格局。
当社会个人能力普遍软弱和混乱时期，结社成帮的愿望特别强烈，容易形成一边倒的帮派党势力，众人决定追随与否主要看势力大小和自身能得到多少好处，而不看理性道义性质，并不在乎得到的好处是共同利益基础上合作创造的，还是抢劫诈骗来的，这种现象是思想贫乏，理性是非判断力差，贪图眼前利益诱惑的表现，这种情况在亚洲尤其明显。一但形成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势力，则极可能夺取和垄断社会管理权力，其危害将是长期和代价高昂的。任何根除压迫的社会关系，都必须增强民众的自强意识和物质、社会秩序基础，才能限制帮、党、会、门、道、山、堂等社团发展成恶势力，与社会的政治与秩序管理相分离，从而形成以普遍强民为基础的民主体制。
中国人将情感认定摆在首位，将不具备的性质和能力付与情感认定的对象，例如，将承担领导责任的人，通常看作无所不能的天才，导致很多领导者拚命的要表演和伪装自己高明，出现错误也坚决不承认，以免破坏了天才的形象，影响领导威信、地位。将愚昧、鲁莽等视为男性的特征而刻意追求，抑制了人的理性发展。中国人的情感好极端完备，因而对女人的贞节看得很重，对人的行为品德也以极端的标准衡量，实际上，任何人都不可能避免错误，领导者只是组织协调者，并不一定样样精通，除非是紧急状态，如战争、灾难等的特殊情况，民主意志和意见无法适应快速的环境条件变化时，独裁的天才性质才是需要的。不切实际的企望，领导与被领导者都无法找到合适的位置，导致严重的认定失误和被愚弄的结果，当把社会理想和希望无条件的寄托在短期存在的个人及其品行，寄托给性质和成分变化很大的党派势力时，失落是不可避免的。中国这个接近统一的政权，即来得太晚，又来得太早。太晚是因为没有在孙中山时期出现，而太早是没有等到现在，人们无法能对一切看个明白再做选择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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