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文可以看到共产党是如何把人变成野兽，施暴人类社会的，也就不难理解社会在这种暴力淫威之下的道德沉沦。

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同时期有不同版本的文革史，大部能够隐瞒邪恶的时候，是在隐蔽状态下进行，只是在1966年时，由于权力斗争的需要，才公开了一段时间。就如同“六四”即不是党最残酷，也不是规模最大，只是广为天下知而已，就这已经成为党的心病，可见，保密对罪犯而言是多么重要，文革不能研究就在于此。即使是被誉为开明的胡耀邦，也要维护这个秘密，可见指望所谓好共产党是多么可笑。

同时也绝对不要低估了御用文人为了名利替罪犯掩饰能无耻到什么程度，把残暴的罪行说成母亲打错孩子，漫说天下何处能有母亲残酷施暴子女如此，即便母亲虐待子女也是犯罪。

                                 文革受难者——沙坪

作者：王友琴 

早晨五点，这些“牛鬼蛇神”们又被押去作繁重的劳动。

1966 年8月20日上午，红卫兵在学校大礼堂前面召开全校“斗争大会”。“牛鬼蛇神”们已经被折磨了一夜，并且从前一天晚上起就没有吃饭。这时，他们被用绳子捆着，嘴上叼着写有“黑帮头子”“黑帮份子”“大右派份子”字样的牌子，被押到“斗争大会”会场。还有一些“陪斗”者，被迫分别列队在会场两旁弯腰到地。在 “斗争大会”主席台上，殴打了被斗者。被斗者自始至终被强迫取“喷气式飞机”姿势，低头弯腰，胳膊往后抬起，如果放下一点，就遭到木枪猛戳。

当两个“牛鬼蛇神”被打倒在地站不起来时，大会主持人大喊“不许他们捣乱会场，拉下去打。”于是几个打手把他们拉出会场，在他们的第二刑讯室里，用木枪、皮带猛抽猛打，然后又把他们拖进会场，跪在石子上，继续“斗争”。

“斗争大会”后，一些红卫兵又大声吼叫着，一路毒打，驱赶“牛鬼蛇神”在院子里爬行。然后，“牛鬼蛇神”们又被赶进“无产阶级专政室”，跪满了一地。红卫兵强迫他们头顶着地，用脚踏在他们背上，踩在他们头上。另外，又强迫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牛鬼蛇神嚎歌”。“歌”词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对人民有罪，人民对我专政，我要低头认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我要是乱说乱动，把我砸烂砸碎，把我砸烂砸碎。”然后，又赶着他们爬出去，爬过校园，到学校西北角厕所里禁闭。

8月20日下午，又是几个小时的“斗争”和“劳改”。

晚上，“牛鬼蛇神”们被关在第三刑讯室里。他们被罚跪。监督“劳改队”的大队长叫他们跪着，两手扶地，两眼望天花板，不许合眼。谁要瞌睡，就用皮带套住脖子，用冷水浇或者用皮带打。

女三中只有女学生，有附近学校的男学生被叫来帮助打“牛鬼蛇神”。

沙坪是学校的最高负责人，被打得最重。经过三天三夜的殴打和折磨之后，1966年8月22日，沙坪被打死了。

同一时期，这个学校的数学老师张岩梅被抄家和殴打后，上吊自杀了。

在女三中校园里，红卫兵还抓来校外一个司机的妻子，七个孩子的母亲，说她是“女流氓”。红卫兵把她打死以后，还强迫“劳改队”里的人轮流打尸体的脸。然后，又把“劳改队”中的人也拖上运尸体去火葬场的卡车。卡车开到“西四”（北京的闹市之一）时，命令他们下车，用木枪押着他们在那里“游街”。

1966 年8月北京打人的高峰时期，在北京的中学里流行着一句话：“打死个人，不就是28块钱的事儿吗。”这句话最早就是从女三中流传出来的。这句话包含着杀人者的轻狂自大和对被害者生命的极度轻蔑。28块是当时火葬一具尸体的价钱。那些被打死的人的火葬费用要由他们的家属支付，但是不准保留骨灰。

沙坪所遭受的，在北京的其他学校同样发生。一批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被打死，或者在遭到毒打和侮辱后自杀。从笔者所作的一项对115所学校的调查结果可得知，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被迫害致死的中小学教职员工，已知死者姓名和死亡日期的有：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
8月17日，北京101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被打死。
8月19日，北京外国语学校的语文老师张辅仁和总务处职员张福臻被打死。
8月19日，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红卫兵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舞台上毒打二十多名教育工作者，血流遍地。
8月20日凌晨，北京宣武区梁家园小学校长王庆萍被关在校中时坠楼身亡。她被宣称自杀，家属始终认为她被谋害。
8月22日，在沙坪被打死的同一天，北京第八中学负责人华锦也在校中被殴打折磨而死。
8月25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语文老师靳正宇、学校负责人姜培良在校内被打死。
8月26日，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负责人梁光琪被打死。清华大学附中26岁的物理老师刘树华在红卫兵召开的“斗争会”上被毒打后跳烟囱自杀；北京第二十六中学校长高万春被五花大绑押到“斗争会”上遭到毒打后自杀。
8月27日，在北京宽街小学，校长郭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被打死。
9月6日，北京第52中学语文老师郑兆南被关押殴打折磨数十天后死亡，时年36岁。
9月8日，北京第25中学的语文老师陈沅芷在校中被打死。　
10月1日，吉祥胡同小学副校长邱庆玉被打死。
10月3日，北京第六中学的退休老校工徐霈田在校中被打死。

从上面的死亡日期可以看出，受难者中有两名，是在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前，就被打死的，其他的人，都在8月18日之后被害。

笔者从调查中获知的在1966年夏天被打死的北京的教育工作者还有：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生物老师喻瑞芬，景山学校校工李锦坡，北京第25中学的一位校工，北京白纸坊中学（现在的第138中学）负责人张冰洁，北京第十女子中学的孙迪老师，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的生物教师齐惠芹。他们的确切死亡日期，还有待继续调查。

从调查已知的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被殴打和侮辱后自杀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还有：北京第二女子中学的体育教员曹天翔和语文教员董尧成，跳楼自杀。北京第四中学的地理教师汪含英，被剃了“阴阳头”和抄家后，和她的丈夫苏庭伍，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数学教师，一起在北京郊区香山服杀虫剂 “敌敌畏”自杀。北京第三中学的语文教师石之宗投湖自杀。李培英，北京社会路中学副校长，被打得浑身血肉模糊，在关押她的房间的暖气管子上吊死。彭鸿宣，北京工业学院附属中学校长，被关押，自杀。萧静，北京月坛中学校长，跳烟囱自杀。北京第65中学的化学教员靳桓自杀。北京第一女子中学的校工马铁山上吊自杀，英语老师投水自杀未死。北京第四十七中学美术老师白京武自杀。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一位生物老师割破动脉自杀，姓高，名不详。赵谦光，北京中古友谊小学的教导主任，在被侮辱殴打后从烟囱上跳下自杀身亡。赵香蘅，北京史家胡同小学校长，和丈夫一起自杀。他们的确切死日尚有待于继续调查。

虽然这些受难者的死亡日子仍然不详，但是可以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1966年8月下旬死亡的，也就是说，和沙坪死于同一时期，即紧接着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

早在沙坪被打死的17天之前，1966年8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就打死了校长卞仲耘。卞仲耘是北京在文革中被打死的第一个教育工作者。卞仲耘被打死的消息当天晚上就被直接报告给高层。但是没有人来制止持续发生的对教育工作者的暴力攻击。相反，文革当局绝对控制的报纸和广播每一天热情报道和支持“革命青少年”的行动，在中共中央8月8日作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称呼他们是“勇敢的闯将”。领导文革的“首长”们在各种集会上对红卫兵高度赞扬。起了最大推动作用的，是在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超级大型集会，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这样的接见后来还有7次。在8月 18日的集会上，卞仲耘所在中学的红卫兵代表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在8月18日大会之后，红卫兵组织猛烈发展，红卫兵的暴力行为也大规模升级。对沙坪的致命的暴力攻击就开始于8月18日之后。她被杀害于红卫兵暴力迫害和杀戮的高峰期间。
在沙坪被打死之前和之后，大规模进行的对教育工作者的残酷殴打和杀戮，在北京持续了整整两个月。不但在中学和小学，大学的教育工作者们也受到暴力攻击并发生死亡。另外，不仅在北京，而且在全国各地，教育工作者都受到了类似北京的迫害。

沙坪的好友沙立，是第51中学的负责人，虽然未被打死，也被严重打伤。

沙坪死后，“劳改队”中的其他老师仍然关在学校中继续被打被侮辱被折磨。沙坪是第三女子中学的第一负责人。这个学校有一位副校长董光苔。她在5月刚生了孩子，还没有满月就被拉到学校“批判”，然后又在“劳改队”中受到残酷的暴力虐待。董光苔的父亲叫董振堂，1931年从国民党的军队投向共产党，成为共产党 “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的军团长，是共产党军队的重要人物。1937年1月董振堂在甘肃高台战死。董振堂死后被尊为“革命烈士”，他的妻子即董光苔的母亲一直受到优待。董母听说校长沙坪已经被打死，女儿被关在学校“劳改队”中不能回家，她深恐下一个被打死的就会是她的女儿。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陈述女儿的处境，请求救助。她通过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关系，把这封信递了上去。由于这种特殊关系，毛泽东收到了此信，并对此信作了一个批示。这个批示没有发给董光苔看过，只是通过解放军军人来学校传达给红卫兵和董光苔。董光苔记得的内容是：“此人如无大罪恶，可以放出来。”因为得到这个批示，董光苔就被从“劳改队”里释放出去，在当时算是极大的幸运。她安全活了下来。但是，三十年后，她和笔者谈到毛泽东“如无大罪恶”的话，她还是感到很不舒服。她说，她跟“大罪恶”有什么关系呢？

董光苔出了“劳改队”，可是女三中别的老师还在其中。其他学校的大批老师也仍然在“劳改队”中。在“劳改队”中的人，随时可能遭到打骂侮辱甚至杀害。他们又有什么“大罪恶”呢？就是有“罪恶”，也应该由司法部门来审理，而不是由学生红卫兵用如此残酷的方式处置。可是，没有人来给他们任何帮助，没有人为他们说一句话。

1966年9月13日，女三中的“文革委员会”又把“劳改队”分成“劳改一队”和“劳改二队”。这标志着这种校园“劳改队”变得更为体系化和权威化。“劳改二队”中的教职员在“劳改队”中长达四个多月，受了无数折磨。“劳改一队”中的人则受到更长时间、更严重的摧残。

董光苔由于毛泽东批示而离开“劳改队”的故事显示，文革的最高领导人知晓当时发生的种种残酷，而且始终控制着这种残酷的程度和范围。没有理由说他们“不知情”或者“群众运动失控”来为他们辩护。当时有不止一个情报部门，每日向上报告北京被红卫兵打死的人的数字。文革领导人一再热烈支持红卫兵的行动，这说明，种种残酷的暴行，正是他们所要的。

应该说明，1966年8月，当红卫兵在北京进行大规模抄家殴打以至杀戮的时候，文革的最高领导人是 “保”了一些人的。从现有资料看，北京的教育工作者中，董光苔是唯一被“保”出“劳改队”的一个人。另外，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8月30日写了一份他要给予保护的人的名单。其中第一个是孙中山夫人、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这一名单发表于1984年出版的《周恩来文集》第450页。全文照录如下：

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宋庆龄 郭沫若 章士钊 程潜 何香凝 傅作义 张治中 邵力子 蒋光鼐 蔡廷锴 沙千里 张奚若
（1）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
（2）部长、副部长
（3）政副
（4）国副
（5）各民主党派负责人
（6）两高
（李宗仁）

这份周恩来的名单，在文革后被一些文章津津乐道，作为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老干部”的具体证明加以称颂。这种称颂实际上及其荒唐可笑。

很容易看出，这张名单上的人，13个有具体名字的都是最高层的共产党的所谓“统战对象”，其他六类人，地位都远远高于象沙坪这样的中学校长。名单上的这些人得到了保护，他们没有被打或者被打死。至于北京的普通教育工作者们，除了董光苔一人，都不被保护。

北京有巨大的人口，当8月下旬抄家、殴打和杀戮大规模展开，由周恩来开出名单保护数字很少的一些人，显然也意味着宣告这些人之外的其他人不被保护，任凭红卫兵处置。

最高权力当局一方面对红卫兵大力赞扬和鼓励，一方面对只有数百人宣布“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沙坪这样一个中学校长必然难以逃脱被打死的悲惨命运。沙坪等一批人被如此残酷地打死，而且，只被当成“28块钱的事儿”，也就是说，只被当作无足轻重的小事。

实际上，在红卫兵暴力的高峰期间，仅仅北京一个城市，每天有数百人被活活打死。还有大量的人在被毒打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超负荷作业，尸体依然积压。尸体从各处运来，衣衫破烂，血肉模糊。火葬场在尸体堆上加上大量冰块，场景和气味极其可怕。

发生这样残酷的事情，文革的领导人，包括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需要承担罪责。

毛泽东对董光台批示“此人如无大罪恶，可以放出来”。实际上，在北京这样一个有三千年历史的文明古都，发动组织大中小学的红卫兵学生杀害教师和居民的文革领导人们，才真正有“大罪恶”。

然而，三十年来，“罪恶”一词还从未被用在1966年夏天的这一场杀戮上。

1966 年的暴力迫害只是文革的一部分。1968年初，“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了新的一轮大规模的迫害。在沙坪的学校中，两位教师，方婷芝和孙历生，被“隔离审查” 在学校中时自杀了。当时所谓“隔离审查”，是指把被“审查”的人，关押在工作单位自设的牢房里，不准自由行动，不准会见亲人朋友，不断遭到审问甚至刑讯， “隔离”的时间可以长达数月甚至几年。与1966年有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暴力虐待更多地在关起来的门背后进行，也更加有组织有系统，1966年时则常常在群众集会上大张旗鼓地打人和打死人。

就这样，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文革的前三年，有一位校长被打死，三位教师受到暴力迫害后自杀。

方婷芝老师教化学。她被关押的时候，一天中午被准许出学校上街买药，她撞死在疾驰的汽车上。孙历生老师在1957年被划成所谓“右派份子”，后来“摘”了“帽子”，在文革中又受到攻击和折磨。她上吊自杀。

一个在五十年代在女三中上过孙历生课的学生说，孙历生老师是一个外形和气质都很美的人，后来成为作家王蒙在八十年代初所写的小说《蝴蝶》中的一个人物的原型。那个人物有和孙历生相似的经历：一个参加了共产党革命的年轻的知识女性，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然后和当大干部的丈夫离了婚，最后在文革中自杀了。小说描写了那个人物的单纯和善良，但是对那个人物的死只是含糊地提了一下。小说当然属于虚构文学，作者可以编排自己喜欢的情节。问题在于，在文革中这样的众多的死亡不是虚构的，是真实的。然而，沙坪、张岩梅、孙历生、方婷芝和其他老师在文革中的死亡，三十年来从来没有被允许清楚地记录下来或报告出来。于是，孙历生、沙坪们的死亡，以及这种死亡的异乎寻常的恐怖性，被掩盖被忘却了。在王蒙同时期发表的另一小说《布礼》中写道，共产党象是母亲，母亲有时会错打了孩子，但是孩子决不记恨母亲。这一比喻也多次出现在当时的官方报纸上。这一比喻被官方用来解释和定性文革中普通人身受的迫害，并指示普通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们身受的迫害。这是一个什么文学化的比喻？孙历生和沙坪们的惨死，以及北京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可以作如是比喻吗？这个比喻意味着对生命的轻蔑还是对权力的迷狂？

文革后，1979年，北京市教育局曾经调查沙坪之死。由于胡耀邦关于对文革平反“宜粗不宜细” “水落石不出”（意思是只给受害者平反，但不追究害人者的责任）的指示，这个调查进行到中途就不能继续了。打死沙坪的主要参与者住在北京的军队“大院” 里。去调查的老师在“大院”的大门外被挡住了。不准他们进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