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全文：

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或者一个民族的性格，可以说相当程度取决于其国家的自然环境 以及长期经历的历史经验。打开地图立刻可以发现，中国东面临海，西，南，北三面与其他国家接壤。其陆地上的一万多公里的国境线是人为划分的，所以很容易被侵犯。不要说国境被侵犯，中国还有过整个国土全部被其他民族侵占的历史，五胡十六国、元、清等就是例子。这对于四面由海洋所保护、历史上只经历过一次被外国军队占领历史（指二战后日本被美军占领）的日本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对于有复杂多样历史境遇的中国人来说，自然应该具有独特生活智慧。
对于中国人来说，以下的气质较为突出。

忌讳战争。因为中国人经历过多次被侵略之苦，所以也很厌恶去侵略别的国家。

大国意识强、认为自己国家的文化最好并以此而自负。

没有什么人种偏见。

阴郁，外人难于了解其内心。

憨厚，忍耐力强。

保守，不易改变。

生活节奏比较缓慢。

总之，在严酷的环境中经历了数千年磨炼的中国人比较缺少乐观的精神。下面从一些侧面来探讨一下中国人所具有的独特智慧。

　　“慢慢儿来吧”——中国人的生活节奏

本世纪初以乘船为主要交通手段的时代，初到中国港口的外国人都对在港口干活工人的劳动节奏，尤其是劳动号子的节奏感到吃惊。被称之为“苦力”的中国工人，喊着慢得没法形容的劳动号子在劳动，因为拍子节奏迟缓，与之相配合的手脚动作也就慢腾腾的了。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象清晨中国公园里打太极拳的节奏差不多。看到如此情景，平时习惯于快节奏的日本人会目瞪可呆地感到“这个国家的人，怎么会这么悠闲？”对于急性子的日本人来说，中国苦力们的慢节奏的劳动被认为是故意偷懒。

旧上海日本人乘人力车时，总是扬着拐杖用日式中国话大声喊：“快快的！”。因为急性的日本人一登上人力车便想尽快到达目的地，所以人力车夫们很讨厌搭日本客人。在旧满洲煤矿及港口，常常可以看到日本工头甩着鞭子对苦力们喊：“快快的！”。因此除非给相当高的工钱，中国的苦力们都不愿在日本工头手下干活。当时在中国的日本企业家们，即使不懂其它的中国话，也绝对懂“慢慢的”这句话。并把其作为形容中国劳工的词语。其实日本人并不懂，苦力们乍看上去象偷懒似的慢悠悠的劳动，是他们进行长时间持续劳动的智慧。象日本工人那样的蛮干，身体往往支撑不住。

中国人不仅日常生活的节奏慢、作商业买卖也是慢腾腾的。香港、深圳不动产的出租契约，期限是三十年、四十年，甚至还有长达“九十九年”的。对于出租契约一般为二年或三年的日本人来说，只能认为这是在开玩笑。从中国人的走路方式也可以明白他们不慌不忙的生活态度，即使在北京、上海这种繁忙的大城市里，也很难看到象日本人那样一路小跑似走路的中国人。

中国人甚至打仗也是慢腾腾的。三国时代，刘备率蜀国大军攻入吴国，直逼夷陵。位于长江中游北岸的夷陵是军事和交通的要地，一旦被突破，吴军的根据地江陵和夏口也将被直取。可是蜀军进军至靠近夷陵的地方便驻扎下来，以图解除远征疲劳。守卫夷陵的吴军将领也采用闭们不战的拖耗方针，试图拖到敌方疲劳时，再进行反击。吴军一拖就是半年，等到蜀军已疲惫不堪时才大举反攻，用火攻大败蜀军。如果换成日军，大概不会象吴军那样有耐心慢慢地忍耐半年吧。不管怎么说，中国军队采取慢慢地拖垮敌人的不屈不挠的战术，可以说是其特长。

中国人的这种“慢慢儿来吧”的态度，虽然优点不少，但也有缺点。“慢慢的”缺点之一是时间观念松弛，没有争分夺秒的精神。在中国农村开会，迟到一、二个小时并不是什么希奇的事。《史记》中有个“尾生之信”的故事，其大意是尾生和恋人约好某日某时在某地的桥头约会。可是尾生在约定的地点等了几个小时也不见恋人，这时天降大雨使河水猛涨，但尾生却不肯离去，终于抱着桥栏杆溺死。此后中国人便用“尾生之信”来形容非常守信用的人。不过，在日本人看来，为了等一个不按时约会的恋人而死实在不值得。

慢慢的“缺点之二是效率低。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古以来中国在文化、思想、技术方面都是最优秀的，所以并不急于摄取其他国家的知识和文化。对欧洲文明、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成果也采取慢慢吸收消化的消极态度。相反，日本人则积极、热心地吸取新知识，新文化。

1543年葡萄牙人把火枪传到了日本，三十二年后日本军队中就出现了火枪部队，从此火枪便成为日本军队中不可缺少的新兵器。火枪便传到中国的时间比日本还早，可是八十年后丰成秀吉出兵朝鲜时，中国明朝的军还没有火枪部队，而且到一百五十年后明朝灭亡时，中国军队仍没有大规模地使用火枪。

仅此一例便知日本人和中国人的速度观念之不同，在吸收先进国家的科技、文化、思想方面的速度差异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日本明治维新后数十年就发生了明显变化，而中国却很难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中国人的勤劳程度并不比日本人差，但效率却明显不如日本人，这不能不说和中国人时间观念有关。

与喜欢求快的日本人相反，中国人采用不急不躁，但坚持到底的生活态度。“慢慢儿来吧！”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人从长期历史经验中得来的一种智慧和生活
感觉。

　　“马马虎虎”——中国人的办事方针

日本有句骂人的话“马鹿”（八嘎牙路），一般认为是从《史记》中“指鹿为马”的典故而来。秦始皇死后，实权被宰相赵高所掌握。赵高有一天献给秦二世皇帝一头鹿时说：“陛下，献给您一匹马。”年轻的二世皇帝莫名其妙地对左右的大臣说：“奇怪，这明明是一匹马呀。”大多数的大臣为了讨好赵高都说：“的确是鹿不是马。”后来日本人就把连马和鹿都分不清的愚者叫做“马鹿”（傻子、笨蛋）。

中国人有句常说的话：“马马虎虎”，即是马是虎都无所谓，反正都是动物的意思。这种草率的感觉和表现，是中国人所特有的，日本人难于理解的。

日中国交正常化以来，出现了不少合资企业，虽然有搞得好的，但也有中途受挫的。不成功的理由有各种各样，但其中之一就是日中双方对契约的考虑方法不同。日方认为，一旦签订了契约，中途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应绝对履行和遵守，这是商业的道德。而中方则认为：固然应该遵守当初签订的契约，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途中适当修改一些也没关系。所谓买卖，是应该随机应变的。

1978年，中国政府和日本的新日铁、三菱商事等大企业签订了合资的宝山钢铁公司。1981年1月中方突然以外汇紧张为由，单方面提出中止第二期工程。这使日本企业吓破了胆，已投资了数千百亿日元的设备，突然被中止，怎么能受得了？而且作为有绝对信用的国家政府，又不是民间企业，怎么能随意破弃契约呢？可是中方则反论道：“并不是我们以自己喜好随便不履行契约。由于客观条件发生了变化，不得已不能履行原先的契约。难道双方不能寻找一个互相妥协的办法吗？”这个问题最后以日本政府的出资援助使工程得以持续而解决，但日方从此感到如履薄冰。

另外，中国人崇尚“肚量大”、不拘泥于小事的人，在小事上斤斤计较的日本人往往被中国人指责为“太小气”。但日本制品之所以质量好也正是由于日本的技术人员斤斤计较出来的，“不拘小节”恐怕亦是中国制品质量粗糙的原因之一。在日中合办的企业里，因为双方办事态度不同而引起的争执不在少数。中方抱怨日方“气量太小、挑剔过分”，日方则抱怨中方“粗枝大叶，马虎过分”。

中国人认为：既成的法律、规则、契约、约束等，不见得完全正确，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与实情不相称的情况，这时就不应拘泥于先前的约束，而应作出与实情相应的扩大解释。比如做买卖，卖者希望尽可能卖得贵些，而买者则希望便宜些买到，为了达成买卖，两方不是都需要有点“马马虎虎”的态度吗？

但是在近代社会中，从国家的政治、外交到民间的贸易、雇佣，都以契约的形式进行，以至于有人把近代社会称之为契约社会。发达国家都把契约看作有绝
对的约束力，应该无条件地被执行。所以认为可以对契约持“马马虎虎”态度的 中国人，很容易被指责为是不可信赖的伙伴。这是大概是中国难于与其它国家进 行良好合作原因之一吧。

　“没有法子”——中国人的政治观

中国从未出现过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都是自上而下强 行推行的专制制度。历代的执政者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力，把国家的军队建立成一 支专门保卫自己的军队，把民族的文化转变为捍卫自己统治正当性的学问。在长 期的高压政治下，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对政治十分消极冷漠的态度。许多人对现政 不满，但也只是消极地说：“没有法子”。

但并不能因为中国人对政治看破红尘的消极态度，得出中国人没有政治反抗> 精神的结论。中国人虽然嘴上说“没有法子”，但内心里却并非认为已经真正 “没有法子”了。“没有法子”是中国人在高压政治下的一种忍辱负重的策略， 不能因为中国人总说“没有法子”，就认为中国人容易屈服。

在日中战争以前，许多在中国的号称“中国通”的日本浪人，把中国人这种 消极冷漠的政治观认为是容易屈服的表现。他们说：“支那人根本没有什么爱国 心，一提起国家来开口闭口就是”没有法子“。所以只要给中国一个军事打击, 中国人就立即会屈服。”这种对中国人一知半解的看法，是当时日本军部发动侵 华战争的背景之一。

另外，中国人的政治观之一，就是把从事政治活动与赚钱联系到一起，即所谓“升官发财”。数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被残酷的政治所愚弄，庶民一旦作了官
就变本加厉地榨取、折磨民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贪污受贿。所以中国历代政治黑暗，官僚与贪污、贿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在旧日本军队中，新兵受长官、先辈的欺负属家常便饭。新兵每天被长官、 先辈打嘴巴、挨训。受尽非人折磨的新兵成为老兵后，即使再老实的人也会象魔 鬼一样对自己的后辈进行同样甚至更加厉害的欺负，如同复仇一般。在中国，受 尽官吏榨取折磨的庶民作了官后，就变本加厉地榨取折磨民众，可以说象旧日本 军人折磨新兵的复仇心理。

历史上中国百姓的梦想就是“升官发财”，尤其科举制度出现后，受长年榨 取之苦的民众都抱着这个复仇的梦想。因此中国自古以来的官吏就是“贪官污吏”， 清官奇少。如果现在中国人对政治的绝望和不满还没有消失的话，那么“升官发 财”的复仇梦想将依然存在。

　　“恭喜发财”——中国人的人生观

历史上的中国政权都是压迫民众，不为老百姓作任何事情的独裁政权。常年 受残酷政治压迫之苦的中国百姓，要想摆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遇，只有三条道路 可以选择：1、取得权力和地位；2 、通过宗教和学问来逃避现实；3、获取金 钱和财富。

　权力和地位的取得本身就非常不易，加之中国历来是一个毫无法制的独裁社 会，即使获得了权力和地位也是相当危险的。中国有所谓“今日坐上客，明日阶 下囚”的说法，“四人帮”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通过宗教和学问来逃避现实也 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可以作到的。所以对于中国的一般老百姓来说，金钱是他们 摆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遇的唯一途径。

　　为了累积金钱，中国的老百姓自古就养成的勤劳节俭的习惯，形成了中国人 特有的朴素功利主义和金钱崇拜世界观。移居外国的中国华侨，又把这种勤劳节 俭、发家致富的习惯带到了华侨社会。在香港、东南亚的华侨社会中，新年的贺 词就是“恭喜发财”。在日本，即使是专门从事买卖的商人之间也没有“恭喜发财”的说法。这未免让人感到中国人太注重金钱了。

　中国人具有灵敏的金钱意识。在世界各地，不管多偏僻的地方，不管是什么 肤色的人种居住区，即使不太懂当地语言，照样有华侨经营的各种各样的商店。 勤劳、节俭、忍耐是华侨们成功的关键。虽然华侨们擅长个体买卖，却不擅长于 集团联合经营。世界各地有许多华侨巨富如万金油王胡文虎、橡胶大王陈嘉庚、 泰国金融大王陈氏一族、船舶保有王董浩云、香港财阀李嘉成、船舶王包玉刚、 台湾企业家王永庆等，可是这些巨商的活动最终超不出个人经营的范围。

　这些企业的成功是依赖老板的才能，一旦失去老板，企业便化为乌有。所以 中国的华侨企业根本无法与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等现代化大企业相比。现代 化大企业的活动关键是要有巨大的组织能力、贩卖能力和情报能力，所以不管个 人企业的买卖做得多成功，国际竞争力都是微弱的。

　　重视个人发挥而忽视集团组织经营，是中国华侨商法的特点。近来，日本积 极宣传这种华侨商法并作为经营学上的一个参考例子。不过，华侨绝对不是做买 卖的天才，因为不擅长集团组织经营，在赚大钱方面，日本的大企业要高明得多。 但华侨商法的“勤俭刻苦”精神还是值得学习的。

　中国人给外国人的印象往往是尽想着赚钱、爱钱如命，所以对中国人的评价 往往不高。但要知道中国人赚钱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家庭。日本人有政府的保护， 美国人有人权的保护，受不到任何政治恩惠的中国老百姓，除钱之外没有别的可 以保护自己和家庭的东西。所以中国人的爱钱如命亦是残酷政治环境中造就出来 的智慧。

　　对于日本、欧美等国的国民来说，由于有国家政治的庇护，不必象中国人那 样费尽心思地拨算盘赚钱。因此我们往往难于理解在政治上无依无靠的中国人对 金钱的心情，所以也希望不要轻易地嘲笑中国人爱钱如命的人生观。

　　“尚文轻武”——－中国人的价值观

中国人向来有重文轻武的风尚，对“斯文人”即学者或文人怀有强烈的憧憬。 由于汉民族原本是农耕民族，对于农民来说，最重要的是有能胜任艰苦农业劳动 的健壮身体，有提高生产量的专门知识以及即使天灾地变也不气馁的忍耐力。但 却缺少骑马民族那样勇猛果敢、战胜一切敌人的精神和勇气。

　　由于历史上中国不断地遭受异民族的侵略，几乎每场战争都是由他民族或他 国挑衅的。数千年来苦于被侵略的中国人，本能地忌讳战争，视战争为罪恶。中 国漫长的历史中，赞美战争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几乎没有。所以可以说中国人是 从本质上厌恶战争。

　另外，中国从隋代开始创立了重用文人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使身份低贱、 出身贫穷的人也有机会通过考试成为官吏。与世袭制度相比，是非常进步、光明 正大的任用人材的做法。但科举的考试科目太偏科，只考儒学和文学，所以有很 多对政治、经济、军事、科学等知识全然不懂的人也能合格作官，因而造成中国 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比欧洲落后很多。科举制度使老百姓有机会通过读书来作官、飞黄腾达，而习武却没有什么用。所以中国历来有轻视职业军人的传统，
有“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的挖苦军人的话。

　　中国人认为仅身体强壮有力不是有能力的表现，决定人能力的是头脑和心。 虽然日本的制度很多是模仿中国的，但却没有采用科举制度。且不说科举制度是 好是坏，如果日本真采用了科举制度的话，大概日本的历史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吧。

　　“不战而胜”——中国式的战法

　　日本男人一旦争吵起来很快就动手打起来，但中国人争吵时却较少动手武斗。 中国人争吵的方式是先动嘴，迫不得已时才动手。首先把对手的罪行、见不得人 之事诉诸于众，博得周围观众的同情，这是中国式争吵的最常用手法。性子急的 日本人看来，与其强辩夺理，不如冲上去打对方一拳更痛快。可是在中国，争吵 的双方却只是互相辱骂对方，并不轻易动手，这也就是中国所谓的“骂街”。日 本人和中国人的争吵方式的确有天壤之别，这大概也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作战方 式有本质不同的原因所在。

　中国人首先寻求“不战而胜”的方法。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孙子兵法》说： 战争是手段而并非最终目的，而且战争是关系到国家人民生死存亡的大事，又要 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因此不战而胜才是最上策。因此中国人不仅对战争，对于争 吵也同样贯彻不战而胜的思想，寻求使自己的损害最小、不需要成本的取胜方法。 因此中国人争吵时，设法不动手而只动嘴让对方屈服，既无体力消耗，又没有身 体的伤害，这才是最上策。这就形成中国人动嘴不动手的“骂街”习惯。

　虽然中国人厌恶战争，但也不是说中国人遭到侵略时就立即投降。但中国人 一般不主动出击，而是采用以逸待劳的战术，坚持到敌人没有了耐力时，才给敌 人毁灭性的一击。中国人的战法和功夫片中李小龙、成龙的打法相似，刚开始不 管怎么被打、被踢，有时还半死不活，但也决不举手投降，而是坚持对方没有了 耐力时，才给对方致命的一击。

　　持续八年的日中战争，双方战法的不同表现得清清楚楚。日本军一开战就全 力出击，把北京、南京、武汉等大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占领了。日军当局当时认为 中国受到了如此毁灭性的打击，无论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不能再坚持，非投降 不可。可是中国人却有惊人的忍耐力，尽管国家濒临灭亡，家庭妻离子散，死伤 者众多，但中国人仍坚持不投降。这样坚持了八年有余，挨到日本人没了耐力时， 中国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国人没有日本武士、旧帝国军人那种“玉碎”的风气，认为打不赢就选择 死的做法并不明智。到了打不赢时候，就设法避战、撤退，万不得已时就暂时向 敌军投降，等待卷土重来的日子，这就是中国人的思考方法。中国人认为撤退不 过是一种战略手段，并非是可耻的事情。这与在战场上以冲锋陷阵为主，宁死不 撤退的日本武士道精神有天壤之别。日中战争开始时，中国政府当局把大量城市 的失陷向国内外解释为“预定的撤退结果”，当时日本当局还嘲笑中国的这种说 法不过是嘴上不服输，但八年战争的结果却证实中国的说法是正确的。

　　总之，中国人打仗不是象日本人那样采用硬打死拼的战术，而是采用“不战 而胜”、“以逸待劳”这样的以巧取胜的战术，这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

　　“面子第一”——中国人的名誉心

　　面子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东西。英文中并没有“面子”一词，有人把“面子” 翻译成英文的“名誉”一词，但并不确切。因为欧美人往往把“名誉”理解为由 于个人的杰出才能、伟大贡献所赢得的荣誉。而中国人所谓的“面子”与“名誉” 是有极大不同的，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中国人的“面子”的概念。

　　比如A介绍B到C公司工作，C 公司因B本身的才干而采用了B ，这本来与 介绍人A 并没有什么关系，但中国人会说：“公司是看A 的面子采用了B.反之,如果公司将B辞退，本来与介绍人A 也没有什么关系，但中国人会说：”C 公司不给A面子“。所以中国人的面子概念外国人是比较难于理解的。

　　中国人是一个对“面子”非常介意的民族，经常会为了维护“面子”而坚持 错误，也会不惜牺牲实际利益来换取形式上的面子。自古以来中国在外交方面一 直是搞“面子”外交，而不是利益外交。只要外国人派个使者到中国来“朝拜” 一下，满足中国人面子上的需要，中国就可以“下赐”给外国人许多物质上的利 益。不过近来中国的外交有更加“务实”的倾向，比如中国政府让自己的“通缉 犯”方励之出国，就是舍面子而求实利的作法。

　　另外，中国人所提倡的“孝道”的最终目的就是“光宗耀祖”，即为父母、 长辈争面子。中国人认为晚辈如果指出长辈的错误就是不给长辈面子，是极大的 不孝。晚辈即使发现长辈犯了或正在犯错误，也要考虑到长辈的面子问题，不能 直接批评指出长辈的错误，顶多转弯抹角的提一提。同样下级对上级也要出于面 子的考虑，不便或不能提出直接的批评。

　在日本，政府部门和民间企业的领导人如果干得不好，就要辞职下台，没有 人考虑当事人的面子问题。在中国却要挖空心思地考虑照顾当事人的面子，设法 让当事人“体面”地下台。所以往往要给下台的领导人安排一个“有名无实”的 虚位来保住当事人的面子。中国人由于对面子的过分考虑，往往造成对长辈和上 级错误的过分宽容。

另外，在日本的政府部门、民间企业，如果部下犯了重大过失，其领导人也 多半也要引咎辞职。如果子女犯了罪，家长会承担责任，如果家长担任的是重要 公职，几乎毫无例外地辞职（或被迫辞职）。这是日本人承担责任的作法。但中 国的情况却不同，政府、企业中的部下出了过失等于败坏了领导人的“面子”， 所以要尽量予以掩盖。在迫不得已时，可以让部下辞职，但没有理由让领导人自 己辞职，因为中国人认为领导人被部下败坏了“面子”，是受害者而不是责任者。

　　对于中国人来说，不管出了什么问题，保全面子是最重要的。政府部门、企 业一旦出了问题，最优先、最重要的是考虑如何保全面子，而不是找出问题的原 因和改进的对策。这种中国式的“面子”第一的考虑方法，也是造成中国人难于 改正错误的一个原因吧。

　　“盖棺定论”——中国人的生死观

1986年，关于日本的总理是否应该参拜靖国神社一事，新闻报道界好不热闹 了一阵。令人震惊的是中国政府就此事发表的见解：“日本首相参拜葬有A 级战 犯的靖国神社，违背了在第二次大战中受害的亚洲各国国民的感情，容易让人感 到不快。”结果，在这一年当时的首相中曾根没有参拜靖国神社而把问题压了下 去。

　在这之后，中国的高官对访问中国的日本自民党领导人这样说明了中国方面 的宗旨：“就贵国首相是否参拜特定的神社，我们本来没有打算给你们加压力。 不过我们认为中曾根首相的做法是妥当的，中国方面之所以对靖国神社的参拜特 别敏感，是因为那里合葬有A级战犯。”但是，对于信奉“死人无罪”观点的日 本人来说，的确受到很大冲击。

　　日本人认为：“不管多坏的人，人死了罪也就没有了，人死了就都变成了神 佛”。对于犯罪者，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对他们判刑、惩罚是应该的，但对死人 问罪有什么意义呢？有人尽管生前作了很多坏事，犯了很多错误，一旦死了，他 的罪行和错误就可以被原谅了。所以许多日本人在做了错事，造成巨大损失时， 往往采用以死谢罪，以死换取人们对他的原谅。这也是造成日本人自杀率高的原 因之一。

　所以日本人认为无论是东条英机还是广田弘毅，既然已经被国际裁判判了绞 刑，这事情已经就算完了，与靖国神社的参拜又有何关系呢？其实在日本，即使 是罪大恶极之人或被民众憎恶的历史上人物，也放在神社中祭奠。比如祭祀逆臣 足利尊氏的足利神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且，在一些地方的神社里，连被民 众憎恶的吉良上野也被当作神来祭祀。所以，对中国政府关于神社参拜的发言日 本人感到不舒服。

　　中国人的生死观与日本人正相反。中国人认为：即使人死了，也不等于其罪 行和责任可以被解除，对死人也要问罪惩罚。杭州城外的岳飞庙里，有秦桧夫妇 下跪的石像，去参拜岳飞庙的人，用庙里准备好的鞭子抽打这个石像。中国人这 种对死人也要问罪惩罚，即使自杀其罪行也不能被宽恕的生死观，在日本人看来 是过于残酷了。

　　结束语

　　日本、中国、朝鲜这些历史上采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民族，都有一些共 同点：

　　效率较低。

　　体格较差。

　缺乏积极性。

　　勤劳。

　重视内心的修养。

　　相比之下，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有一种“绝对的”自信，认为中国人自古以 来就是最优秀的民族。希特勒也曾经鼓吹过日尔曼民族最优秀论，但那不过是一 种政治宣传。可是中国人却从心里自信地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民族，拒绝一切历 史上的污点。凡是说中国人不完美的中国人一定是卖国贼或洋奴，凡是指出中国 人缺点问题的外国人一定是别有用心。中国人在历史上一贯正确，一切中国与外 国的争端、战争都是曲在对方。

　由于中国人拒绝承认自己的任何缺点错误，缺乏对自身问题进行深刻探讨和 反醒的风格，使中国人无法从以往的失败中吸取到真正的经验教训。同时由于中 国人对自己文化的绝对自信，无形中造成对外国文化的漠不关心，不能积极吸取 外国文化的优点来弥补和改进自己的不足。中国人的这种“夜郎自大”的心理大 概是中国不能象日本那样迅速实现近代化的原因之一吧。

　以上各部分虽然概述了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不过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族性， 个人的性格和世界观是随着后天努力和环境而改变的。同样，国民性和民族智慧 也会时代和环境而变迁，“不会有一成不变的、绝对的民族性。”这是笔者最后 所希望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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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作：松本一男

一个国家的国民性或者一个民族的性格，可以说相当程度取决于其国家的自然环境以及长期经历的历史经验。打开地图立刻可以发现，中国东面临海，西， 南，北三面与其他国家接壤。其陆地上的一万多公里的国境线是人为划分的，所 以很容易被侵犯。不要说国境被侵犯，中国还有过整个国土全部被其他民族侵占 的历史，五胡十六国、元、清等就是例子。这对于四面由海洋所保护、历史上只 经历过一次被外国军队占领历史（指二战后日本被美军占领）的日本人来说是无 法想象的。对于有复杂多样历史境遇的中国人来说，自然应该具有独特生活智慧。"

评述：王印
本书的作者是学者式的。学者的通病一般是片面强调某一些因素，而忽略其他相关的，甚至更具根本性的因素，主要是专业所限和缺少社会实践。有时是看到一些表面现象而不是内在的原因。因此，其现象和内在因素的关连结论存在不正确性。一个国家的行为和意识方式，无疑与其历史和自然条件有关系，但并不是唯一的和决定性的。英国和日本有类似的地理条件，但却在发展上有很大的差异。日本与中国的自然条件完全相反，却在发展上反而领先。各国历史进程大体类似，都是由简单和意识愚昧，到复杂和意识深刻。因此，实际上是对环境的认识和意识反映决定了存在的差异。如果认识和意识水平停留在某个阶段，那么，发展水平也就停留在某个阶段。印地安人和非洲人独自拥有大陆上千年，但并没有在发展上与其他大陆相同。中国的意识水平被压抑在封建思想的范围内，其发展就停留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如果没有外来发达社会的冲击，这种封建历史可能会永久停留下去，直到内部和外部的灾难产生导致灭亡。 无论其历史和自然条件有何差异，如果一个社会总是在淘汰其社会思想的精英，其社会意识在整体上就会呈现愚昧。外在的条件和人的内在本性之间，内在的本性更具决定性，而不是外在的条件。意识的先进和愚昧才是导致发展与落后差异的关键。 

原作：松本一男 

对于中国人来说，以下的气质较为突出。

忌讳战争。因为中国人经历过多次被侵略之苦，所以也很厌恶去侵略别的国
家。

评述：王印

这个分析是不确切的。大陆面积较大，管理困难。如此大的占有，易于满足，缺少资源危机感。由于管理政权的私有化制，统治者将人民视为威胁统治地位的潜在对手。因此，对内的防范常等同于对外防范，甚至远高于对外。无暇他顾外侵。这也是伊拉克的萨大姆在此次战争中，将兵力分散各地的原因。并非己所不欲的厌恶。为防止普通老百姓，统治者常用恐怖手段镇压，因而，普通老百姓较为厌恶暴力。  

原作：松本一男

大国意识强、认为自己国家的文化最好并以此而自负。

评述：王印

其实是好面子而装扮如此。内心深处何尝不知，看看人往何处跑，就知价值取向。嘴上说的只是表面文章而矣，不能当真。  

原作：松本一男

没有什么人种偏见。

评述：王印  

不是没有，而是不能。还有谁更低，让人看不起呢？非洲？朝鲜？  

原作：松本一男

阴郁，外人难于了解其内心。

评述：王印

受压制的必然结果。由于担心报复，遭人嫉恨。所以多隐晦。看一个民族的艺术成就就知其内心的感受的重点，如意大利歌剧的激情，西班牙舞蹈的奔放，德国的拘谨，美国的自由等。中国的艺术成就就是对悲哀和困苦的表达，痛，苦，悲，伤，泪都是常用词汇，乐曲大多带哭腔。反映其压制的困苦之情。不善舞蹈和自我表现，被动性格是受虐待的心理特征。  

原作：松本一男

憨厚，忍耐力强。

评述：王印

憨厚也可以说是意识低，多在乡村。天天受罪，还有什么不能忍的，早就麻木了。  

原作：松本一男

保守，不易改变。

评述：王印

不如说是受虐后的封闭性格。  

原作：松本一男

生活节奏比较缓慢。

评述：王印

没有信心和追求希望的表现。缺少内在激励和外在鼓励，同时也是封闭与被动性格的表现。  

原作：松本一男

本世纪初以乘船为主要交通手段的时代，初到中国港口的外国人都对在港口 干活工人的劳动节奏，尤其是劳动号子的节奏感到吃惊。被称之为“苦力”的中 国工人，喊着慢得没法形容的劳动号子在劳动，因为拍子节奏迟缓，与之相配合 的手脚动作也就慢腾腾的了。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象清晨中国公园里打太极拳 的节奏差不多。看到如此情景，平时习惯于快节奏的日本人会目瞪可呆地感到： “这个国家的人，怎么会这么悠闲？”对于急性子的日本人来说，中国苦力们的 慢节奏的劳动被认为是故意偷懒。
　　旧上海日本人乘人力车时，总是扬着拐杖用日式中国话大声喊：“快快的！”。 因为急性的日本人一登上人力车便想尽快到达目的地，所以人力车夫们很讨厌搭 日本客人。在旧满洲煤矿及港口，常常可以看到日本工头甩着鞭子对苦力们喊： “快快的！”。因此除非给相当高的工钱，中国的苦力们都不愿在日本工头手下 干活。

评述：王印 

对于苦力来说，有什么动力要快呢？人是需要激励才能有动力。无论是内在的理想意识，还是外在的金钱。

原作：松本一男   

当时在中国的日本企业家们，即使不懂其它的中国话，也绝对懂“慢慢的” 这句话。并把其作为形容中国劳工的词语。其实日本人并不懂，苦力们乍看上去 象偷懒似的慢悠悠的劳动，是他们进行长时间持续劳动的智慧。象日本工人那样 的蛮干，身体往往支撑不住。

评述：王印 

日本人的才智和耐力体现在战术上和非战略上，因此可以生产出良好的物质产品，却无法自己建立一个理性的社会。
原作：松本一男  

中国人不仅日常生活的节奏慢、作商业买卖也是慢腾腾的。香港、深圳不动产的出租契约，期限是三十年、四十年，甚至还有长达“九十九年”的。对于出租契约一般为二年或三年的日本人来说，只能认为这是在开玩笑。

评述：王印 

其实是作者不了解实情。共产党的政策是土地归党所有，任何他人不得拥有和买卖。但又为了让土地资源参与交易，活跃经济，同时又可以不断的通过土地的回收和再出让获利。 是以租代卖，准确的说是介于租售之间的一种杂交，为的是让土地垄断所有者谋取最大利益。当然是法制市场经济的玩家所无法看透的。

原作：松本一男 

从中国人的走路方式也可以明白他们不慌不忙的生活态度，即使在北京、上海这种繁忙的大城市里，也很难看到象日本人那样一路小跑似走路的中国人。

评述：王印 

无所追求和缺乏激励者有之。心灰意冷者有之。一个将维持现状作为社会目的的必然结果。 马虎做事和散漫时间观都是缺少责任和自主意识的表现。

原作：松本一男 

中国人甚至打仗也是慢腾腾的。三国时代，刘备率蜀国大军攻入吴国，直逼夷陵。位于长江中游北岸的夷陵是军事和交通的要地，一旦被突破，吴军的根据地江陵和夏口也将被直取。可是蜀军进军至靠近夷陵的地方便驻扎下来，以图解除远征疲劳。守卫夷陵的吴军将领也采用闭们不战的拖耗方针，试图拖到敌方疲劳时，再进行反击。吴军一拖就是半年，等到蜀军已疲惫不堪时才大举反攻，用火攻大败蜀军。如果换成日军，大概不会象吴军那样有耐心慢慢地忍耐半年吧。不管怎么说，中国军队采取慢慢地拖垮敌人的不屈不挠的战术，可以说是其特长。

评述：王印 

这只是很多战争例子之一，并不具代表性。拖延只是一种战术而矣。 现象和原因之间，有不正确的关连。凡事都有两面性，不能做单一的定性，日本人的性急也可能演变成缺乏全面思考的粗卤。三国刘备的战略失误只是是个人问题。兵法云，兵贵神速，谁不想快？就是赚钱也想快，这是人之常情。但说等待是为了优化付出与回报到也不错，反映中国人思维灵活的一面，在快与慢之间协调，而不是一根筋的快。

原作：松本一男 

中国人的这种“慢慢儿来吧”的态度，虽然优点不少，但也有缺点。“慢慢的”缺点之一是时间观念松弛，没有争分夺秒的精神。在中国农村开会，迟到一、二个小时并不是什么希奇的事。

评述：王印 

很多南美国家也是如此。缺少时间观念也是缺少理性与合作意识的表现。 马虎做事和散漫时间观也都是缺少责任和自主意识的表现。

原作：松本一男 慢慢的“缺点之二是效率低。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古以来中国在文化、思想、 技术方面都是最优秀的，所以并不急于摄取其他国家的知识和文化。对欧洲文明、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成果也采取慢慢吸收消化的消极态度。相反，日本人则积极、热心地吸取新知识，新文化。

评述：王印 

这种优越感在汉唐时期是有根据的，其间无论文治武攻均有建树。魏征的思想，李世民的开明实为封建制度的顶峰状态。但由于封建制度的人治和私有化的政权继承，使得清明的社会政治条件无法保持。因而其进步意义也无法长久。到宋代独尊儒术，令思想束缚，更有亡国之恨，实在无可夸耀。倒象破落的贵族，靠吹先人的业绩而了以自慰。这时的优越感更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因为优越，所以可以拒绝一切变革的要求。成为统治者维护其利益的麻醉剂。

统治者拒绝知识的另一种担忧是害怕开启民智，不利于愚民政策，不便于欺诈之，或者说是不便于领导。如果个个都象陈平张良，统治者就要天天恶梦连连，所以不是鼓励聪明，而是要精英淘汰，大杀功臣。对于先进的技术均抱否定的态度。因此，现代虽办教育，却以技巧为主，对于理性意识，如哲学，还抱洗脑目的。其自大自慰的麻痹依旧，实际并无可取之处，外人看来十分可笑。时间观念只是这些深层因素的表面现象了。现代中东对知识与理性所抱的拒绝态度，对宗教的狂热，实在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原作：松本一男 

1543年葡萄牙人把火枪传到了日本，三十二年后日本军队中就出现了火枪部队，从此火枪便成为日本军队中不可缺少的新兵器。火枪便传到中国的时间比日本还早，可是八十年后丰成秀吉出兵朝鲜时，中国明朝的军还没有火枪部队，而且到一百五十年后明朝灭亡时，中国军队仍没有大规模地使用火枪。

评述：王印 

相对于其他工具而言，在暴力手段的武器方面，由于先进的武器可以更有效的维护统治利益，因而，统治者的排拒不那么强烈，在面临威胁时，也会试图将军队现代化。但由于新的技术引进，导致利益重心的改变，其接受的速度和程度较慢，也取决于危机程度。日本的危机意识比中国强很多，因此在团队意识和接受新工具方面要快。另一方面，由于新的装备需要更多的知识维护使用，又与愚民便于领导的要求矛盾，因此，先进的武器落后的人才，结果导致虽有先进武器，却照样打败仗的荒唐事。此次伊战，若换成更为训练有素，更主要是组织指挥有素的军队，即使同样的装备，也不会如此容易。

原作：松本一男 

仅此一例便知日本人和中国人的速度观念之不同，在吸收先进国家的科技、 文化、思想方面的速度差异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日本明治维新后数十年就发生了明显变化，而中国却很难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中国人的勤劳程度并不比日本人差，但效率却明显不如日本人，这不能不说和中国人时间观念有关。

评述：王印 

中国勤劳的多是为生活奔波的百姓，统治决策者往往养尊处优，架子大本事小。由于社会理性极低，人虽辛辛苦苦，但效率极低，净做无用功，实际结果也就不言自明。日本地小人少，资源匮乏，生存危机意识强，因而团队意识较高，如同外部威胁导致内部团结，这也是导致日本较富冒险和侵略性的内在原因之一。中国地大人杂，管理协调困难，统治者以自守为能，对内防范要远甚于对外防范，甚至出现，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极端对内斗争意识，这也是有的生意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做，而中国的民企反被禁止参与的原因。由于缺少理性的管理体系，巨大的占有并不能带来巨大成就，反而是内斗导致规模失效。

原作：松本一男 

与喜欢求快的日本人相反，中国人采用不急不躁，但坚持到底的生活态度。“慢慢儿来吧！”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人从长期历史经验中得来的一种智慧和生活 感觉。

评述：王印 

除了好处一定要归自己以外，剩下的不会坚持什么了。慢慢来其实更多是无奈的表示，而不是要坚持什么东西的意思。

原作：松本一男 

日本有句骂人的话“马鹿”（八嘎牙路），一般认为是从《史记》中“指鹿为马”的典故而来。秦始皇死后，实权被宰相赵高所掌握。赵高有一天献给秦二世皇帝一头鹿时说：“陛下，献给您一匹马。”年轻的二世皇帝莫名其妙地对左右的大臣说：“奇怪，这明明是一匹马呀。”大多数的大臣为了讨好赵高都说：“的确是鹿不是马。”后来日本人就把连马和鹿都分不清的愚者叫做“马鹿”（傻子、笨蛋）。

评述：王印 

这个典故在中国和在日本意思相差万里。在日本是说人傻，分不清事物。在中国是为分清敌我，谁顺从我和谁不顺从我，为下一步排除异己作准备。很少有人会傻到连马和鹿都分不清，差异实在太明显。所以，中国官场吸取教训，为避免掉入马鹿陷阱，对上大多附和，不看是非曲直，以免成为对立面，遭到歧视或清洗。

原作：松本一男 

中国人有句常说的话：“马马虎虎”，即是马是虎都无所谓，反正都是动物 的意思。这种草率的感觉和表现，是中国人所特有的，日本人难于理解的。

评述：王印 

如此解说汉语，也算别致。但中国人并非什么都“马虎”。在地位面子上还是讲究的，千万“马虎”不得。否则，得罪人还自己不知道。在享乐方面也算用心，看看中国菜就知道了，中国有多少菜系，全世界才几大菜系。只是在缺少激励时，才会抱无所谓的“马虎”态度。

原作：松本一男 

日中国交正常化以来，出现了不少合资企业，虽然有搞得好的，但也有中途 受挫的。不成功的理由有各种各样，但其中之一就是日中双方对契约的考虑方法 不同。日方认为，一旦签订了契约，中途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应绝对履行和遵 守，这是商业的道德。而中方则认为：固然应该遵守当初签订的契约，但在万不 得已的情况下，途中适当修改一些也没关系。所谓买卖，是应该随机应变的。

评述：王印 

只要好处不尽义务是通病。捞完好处，就会尽力推卸责任。政治与商业欺诈皆出于此。与自然的不可抗力相比，属人而无信。

原作：松本一男 

1978年，中国政府和日本的新日铁、三菱商事等大企业签订了合资的宝山钢 铁公司。1981年1月中方突然以外汇紧张为由，单方面提出中止第二期工程。这 使日本企业吓破了胆，已投资了数千百亿日元的设备，突然被中止，怎么能受得 了？而且作为有绝对信用的国家政府，又不是民间企业，怎么能随意破弃契约呢？ 可是中方则反论道：“并不是我们以自己喜好随便不履行契约。由于客观条件发 生了变化，不得已不能履行原先的契约。难道双方不能寻找一个互相妥协的办法 吗？”这个问题最后以日本政府的出资援助使工程得以持续而解决，但日方从此 感到如履薄冰。

评述：王印 

拉你下水以后，令你进退两难，再提条件要好处。套牢以后再发难，厚黑法里常备武器。 香港被套牢后，才知道没有裁判的契约是一纸空文。私权催生的小人意识文化就是只认好处,不管其他.

原作：松本一男 

另外，中国人崇尚“肚量大”、不拘泥于小事的人，在小事上斤斤计较的日本人往往被中国人 指责为“太小气”。但日本制品之所以质量好也正是由于日本的技术人员斤斤计较出来的， “不拘小节”恐怕亦是中国制品质量粗糙的原因之一。在日中合办的企业里，因为双方办事 态度不同而引起的争执不在少数。中方抱怨日方“气量太小、挑剔过分”，日方则抱怨中方 “粗枝大叶，马虎过分”。

评述：王印 

待己宽待他人吝。所谓的大度多是别人对自己的态度要求，而在对待别人的问题上， 绝对要从重从严的。在报酬差异上，为一点另头可以和你结一辈子深仇大恨，比鸡肠还小， 何大度之有？ 做事不求上进和完美，对知识不求甚解，对他人挑剔岢责，总象太监那样指责有信心的人 是自大，不承认错误，讨厌别人指责自己的缺点，不能正确对待得失，都是缺少理性意识 能力的表现。

原作：松本一男 

中国人认为：既成的法律、规则、契约、约束等，不见得完全正确，由于客 观形势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与实情不相称的情况，这时就不应拘泥于先前的约束， 而应作出与实情相应的扩大解释。比如做买卖，卖者希望尽可能卖得贵些，而买 者则希望便宜些买到，为了达成买卖，两方不是都需要有点“马马虎虎”的态度 吗？

评述：王印 

这就是所谓的不按常理出牌。契约社会的存在和运行条件之一是要有公正的裁决和执行。 光有契约而不具备执行条件，契约是没有意义的，只能依靠个人信誉。如果出卖个人信誉 可以换来好处，又没有社会保障契约的执行，就不会有人遵守契约。

原作：松本一男

 但是在近代社会中，从国家的政治、外交到民间的贸易、雇佣，都以契约的 形式进行，以至于有人把近代社会称之为契约社会。发达国家都把契约看作有绝 对的约束力，应该无条件地被执行。所以认为可以对契约持“马马虎虎”态度的 中国人，很容易被指责为是不可信赖的伙伴。这是大概是中国难于与其它国家进 行良好合作原因之一吧。

评述：王印 

对于主要靠欺诈和抢劫获利的团体来讲，强调和遵守契约无疑于自掘坟墓。契约是用 于约束别人和宣传目的，而不是要双方遵守的。

吹捧和谩骂,谎言和暴力的必要性

对于那些把自己的享乐建立在对别人劳动成果的抢劫和诈骗之上的人来说， 任何理性与合作的建议都意味作其抢劫与诈骗特权的终结。更令他们不安的是， 他们没有劳动能力。没有文化，没有技能，没有劳动成果参与公平交易，也不想通 过自身学习和努力来改善自己的交易地位。他们又要大吃大喝，香车美女，洋房高楼。 对于这些人来说，维护其既得利益的唯一途径是维持不合理的制度，一个给抢劫和诈骗 提供机会和保护的制度。这就为什么他们不惜用歪曲事实的造谣吹捧，胡绞蛮缠的诡辩， 人格侮辱的谩骂，捏造陷害和烂施暴力所要维护的制度。尽管他们打着民族的，阶级的， 国家的和党的等等旗号和招牌，本质只是为了一己之私的既得利益。对他们来说，讲道理的 人就是他们利益的敌人。对于他们来说，社会是由三者构成的，既同谋，观众和受害者，换成 阶级斗争的术语就是利益分赃的同谋依靠，施舍小恩小惠的拉拢团结，获取和维护利益的打击 的对象。用生物学术语这叫食物链。

原作：松本一男

中国从未出现过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自古以来中国的政治都是自上而下强 行推行的专制制度。历代的执政者为了保卫自己的权力，把国家的军队建立成一支 专门保卫自己的军队，把民族的文化转变为捍卫自己统治正当性的学问。在长期的高压 政治下，中国人形成了一种对政治十分消极冷漠的态度。许多人对现政 不满，但也只是消极地说：“没有法子”。

评述：王印

压迫与反抗是贯穿历史的，并非完全消极。但最令人费解的是重复，当被压迫者经反抗 而推翻旧的压迫者后，自己立刻变成新的压迫者，从未从前任的失败中找到根本的原因， 加以避免。这也许与反抗者多草莽有关，而文人由于封建意识束缚，创造性多被扼杀。 只有孙中山是历史的例外。 千年迷宫只为己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造就的千年封建意识，如忠君，孝道，爱国等。这些观念是御用 文人为统治者提供的统治手段，通过思想意识的灌输和控制，从而麻痹人的理性，消磨人性 的需求。没有理性就不能分清是非和利益所在，没有欲望就没有进步的要求。这就是中国几 千年封建史得以延续的原因。在社会运行机制由三大主体构成，即统治者的皇帝，官僚体系 和社会民众。封建意识的终极目的是服务于统治者皇帝个人的需要，爱国是指的爱皇帝，而 不是民众，甚至不包括官僚体系中的众多官僚。因此，象岳飞这样的所谓爱国典型即抵抗外来 入侵，又镇压内部的农民起义。对于民众而言，爱国的含义是反抗一切暴政，无论是内部还是 外部。因此，站在不同的角度，爱国的含义是不同的。虽然两者有时会有一致，如抵抗外来暴 政。但并不完全一致，如外来势力如果比内部统治者还宽柔的时候，民众并无反抗的需要，这 也是外来势力能在中国统治的原因。因此，明末清初，爱国意识并不能挽救明朝的灭亡。任何 意识没有终极目标的正确性，就没有行为的正当性。

原作：松本一男

　但并不能因为中国人对政治看破红尘的消极态度，得出中国人没有政治反抗精神的结论。 中国人虽然嘴上说“没有法子”，但内心里却并非认为已经真正“没有法子”了。“没有法子” 是中国人在高压政治下的一种忍辱负重的策略，不能因为中国人总说“没有法子”，就认为中国 人容易屈服。

评述：王印

屈服的有，不屈服的也有。不可一概而论。任何暴政不可能没有反抗者，因为是违反人的自 然本性的。只有少数受益者会不择手段的维护，大多数会是消极，不合作，乃至造反。这种 存在方式本身就是违反效率原则的，消耗大于产出。因而，不可能长期保持，更不要指望会 出现原创性的社会进步。

中国人的之所以不具对外侵略性，是因为他们的统治者在精神上把他们阉割了。 对太监是从肉体到精神都阉了，而对社会使用精神折磨，例如辱骂游街，肉体摧残， 例如裹小脚，等等。封建刑法是什么残忍的手段都有。被阉的公鸡也就不再好斗。 导致他们对自己的同胞比对外人还要冷漠和残忍。哀大莫过心死，由于始终处在很高的 残忍水平上，从小如此，麻木到自己都意识不到的程度。这就是为什么非洲人要砸死通奸， 他们自己同胞无动于衷，而外国人抗议的原因。

原作：松本一男

在日中战争以前，许多在中国的号称中国通的日本浪人，把中国人这种 消极冷漠的政治观认为是容易屈服的表现。他们说：支那人根本没有什么爱国 心，一提起国家来开口闭口就是没有法子。所以只要给中国一个军事打击， 中国人就立即会屈服。这种对中国人一知半解的看法，是当时日本军部发动侵 华战争的背景之一。

评述：王印

中国人对外族的屈服也是可能的，因为屈服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统治者天天都在为让人民屈服而努力奋斗，而可笑的是他们的成果到头来常被外人摘走。 日本人的失败，在于用日本的残酷取代中国自己的残酷，因而，反抗也是必然的。 但仅靠中国人的努力也许不会成功，至少时间上也要漫长许多。中国的自然资源条件， 无疑是任何人都感兴趣的，尤其是追求帝国梦想的人。

原作：松本一男

另外，中国人的政治观之一，就是把从事政治活动与赚钱联系到一起，即所 谓升官发财。数千年来，中国人一直被残酷的政治所愚弄，庶民一旦作了官 就变本加厉地榨取、折磨民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贪污受贿。所以中国历代政治 黑暗，官僚与贪污、贿赂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评述：王印

政治本身就是欲望的表达与满足。政治权利与经济利益从来都是相关的。 没有政治权利的人其经济利益是没有保证的。政治权利可以帮助获得经济利益， 经济利益也可以用来加强政治基础。政商勾结，垄断利益，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 私权体系只是更极端更残酷和规模更大一些。例如：

狗性奴才对赐与好处的X的思想汇报

我一无所有，虽然大部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努力学习，工作，但我也想 要大吃大喝，香车美女，洋房高楼的享受。感谢给我指出一条靠告密， 抢劫和诈骗就能致富的道路。我诚心要求加入X的犯罪团伙，充当X卫队,这是我今生唯一的 捞好处机会。我不能干出什么正经事，唯一的能耐就是没人性的乱叫乱咬， X叫我咬谁我就咬，反正他们手无寸铁，谈不上奋不顾身。无本万利的买卖,我绝对冲锋在前,享受在后. X不用有才能的人来管理，选我这样的人作同谋，通过迫害有才能的人，榨取他们的劳动成果。这是 对我的培养和信任，我死活要咬定这好处，天天巩固这来之不易的机会。 为向X表示我无比的忠诚，我要出卖良心和人格，什么罪都犯。六亲不认，只认你这有奶的 是娘，漫骂威胁，当X的太监，指责功能正常等于态度恶劣，我不在乎是靠抢劫还是靠诈骗， 只要让我参与分脏就行。我知道卖的越彻底，就表现的越象同谋，得到更多的信任和机会。

原作：松本一男

在旧日本军队中，新兵受长官、先辈的欺负属家常便饭。新兵每天被长官、 先辈打嘴巴、挨训。受尽非人折磨的新兵成为老兵后，即使再老实的人也会象魔鬼一样 对自己的后辈进行同样甚至更加厉害的欺负，如同复仇一般。在中国，受尽官吏榨取折磨 的庶民作了官后，就变本加厉地榨取折磨民众，可以说象旧日本军人折磨新兵的复仇心理。

评述：王印

一方面是报复性心理补偿，一方面是意识惯性，同时还有同污，如果不随大流， 会被异己看待等。

原作：松本一男

历史上中国百姓的梦想就是“升官发财”，尤其科举制度出现后，受长年榨 取之苦的民众都抱着这个复仇的梦想。因此中国自古以来的官吏就是“贪官污吏”， 清官奇少。如果现在中国人对政治的绝望和不满还没有消失的话，那么“升官发财” 的复仇梦想将依然存在。

评述：王印

这种情况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复仇心理。官僚的本质是借助强势，实现自身利益欲望。 对于统治者来说，是寻找利益同谋与分赃。不是公平的能力竞争，而是对上的出卖与 顺从的竞争。不是应不应该贪，而是谁有权贪和贪什么的问题。上面的欲望不受节制， 下面的贪痞则有过而无不及。上贪下酷，每个官僚的升迁仕途都是贿买关系，不贪污， 靠薪金够干吗？

贪污只危害社会整体利益，并不对私权占有构成直接威胁。谁最清楚腐败的危害？ 是受害者，而恰恰是受害者没有发言权，也没有能力反腐，因而也不会是反腐成果的受益者。 相反，给予贪污的特权反而成为收买官僚忠诚的手段，只要不引起剧烈民众反抗， 不会被认真看待。这也是为什么长期越反越腐。

原作：松本一男

历史上的中国政权都是压迫民众，不为老百姓作任何事情的独裁政权。常年 受残酷政治压迫之苦的中国百姓，要想摆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遇，只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 1、取得权力和地位；2 、通过宗教和学问来逃避现实；3 、获取金钱和财富。

评述：王印

在私有化的政权体系里面，没有公有的东西。由于国家存在的目的是服从于统治者的占有目的， 而不是社会发展目的。社会管理权的私有化，导致对一切的极端占有意识。 从物质到思想的极端垄断和占有控制。残酷的行为是为达到极端占有的目的意识结果。 因此，极端自私的意识是必然的。即使少数人的维护社会利益的举措也是徒劳的。 获取金钱也要通过对官僚经济的依附才有可能实现。通过宗教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设有官方意识形态，任何其他思想都会被看成离经叛道而招致迫害。

原作：松本一男

权力和地位的取得本身就非常不易，加之中国历来是一个毫无法制的独裁社 会，即使获得了权力和地位也是相当危险的。中国有所谓“今日坐上客，明日阶 下囚”的说法，“四人帮”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通过宗教和学问来逃避现实也 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可以作到的。所以对于中国的一般老百姓来说，金钱是他们摆脱 任人宰割的悲惨境遇的唯一途径。

评述：王印

封建社会的政治基础是你死我活，一赢余输的游戏，利益划分是极端不平衡，而社会保障根本 没有。不依附官僚，即使取得财富也没有保障，随时会成为别人的猎物。封建社会里人人都是 统治者的宰割对象，没有摆脱的可能性，除非出国。通过学问也是不可能的，因为， 拥有意识解释权是参与统治分肥的条件，统治者只需要满足自己占有利益的吹鼓手， 那些鼓吹遇忠的腐儒，他们自己出卖人格，巴结统治者，也要别人和他们一样。 他们没有能力参与公平的竞争，就靠讨好来乞求统治者的恩赐，获得官定的解释权， 打击有真正学问的人，通过曲解来争夺学问的解释权是他们的获利的必要行为。

原作：松本一男

为了累积金钱，中国的老百姓自古就养成的勤劳节俭的习惯，形成了中国人 特有的朴素功利主义和金钱崇拜世界观。移居外国的中国华侨，又把这种勤劳节俭、 发家致富的习惯带到了华侨社会。在香港、东南亚的华侨社会中，新年的贺 词就是“恭喜发财”。在日本，即使是专门从事买卖的商人之间也没有“恭喜发 财”的说法。这未免让人感到中国人太注重金钱了。

评述：王印

就成就感而言，地位，金钱，事业和学识是几个主要方面。一个健全的社会也会为每个人 提供各个方面的通过公平竞争获得优胜的机会。而垄断专制的社会，除统治者外，其他人的 机会大多被剥夺，甚至连对金钱的追求也被斥责为追求享乐，遭到打击。 金钱可以带来安全感和成就感，在其他的政治表达被禁止的情况下，金钱无疑成为主要的追求 对象。但不建立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之上,而是互相损害的基础之上.

原作：松本一男

中国人具有灵敏的金钱意识。在世界各地，不管多偏僻的地方，不管是什么 肤色的人种居住区，即使不太懂当地语言，照样有华侨经营的各种各样的商店。 勤劳、节俭、忍耐是华侨们成功的关键。虽然华侨们擅长个体买卖，却不擅长于集团联合经营。 世界各地有许多华侨巨富如万金油王胡文虎、橡胶大王陈嘉庚、泰国金融大王陈氏一族、 船舶保有王董浩云、香港财阀李嘉成、船舶王包玉刚、台湾企业家王永庆等， 可是这些巨商的活动最终超不出个人经营的范围。

评述：王印

在私权社会里，没有公共和和作意识，只有利用和算计。在这种意识惯性和社会环境下， 理性合作意识是很难产生和维持的。西方也只是近代才开始股分制合作，过去也是以家族式 经营为主。理性与合作需要公正的社会裁判机制和个人的理性意识，而私权社会是不可能提 供此类社会环境并培养个人理性意识的。

原作：松本一男

这些企业的成功是依赖老板的才能，一旦失去老板，企业便化为乌有。所以 中国的华侨企业根本无法与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等现代化大企业相比。 现代化大企业的活动关键是要有巨大的组织能力、贩卖能力和情报能力， 所以不管个人企业的买卖做得多成功，国际竞争力都是微弱的。

评述：王印

通常人生地不熟，同乡易于团结，但中国人不是，甚至比大象的群体意识还差。 无论何时都内斗不止，就如同动物群体的占有意识始终互相冲突，中国人不仅在国内如此， 到国外也是如此，算计中国人最厉害的一定是另一些中国人。 这大约是长期历史教训筛选出的意识惯性。 中国人只有一种情况下可以团结，就是通过恶性党派同谋，形成利益集团。 这种配合通常不具建设性，也没有创造性，只有破坏性。

原作：松本一男

重视个人发挥而忽视集团组织经营，是中国华侨商法的特点。近来，日本积 极宣传这种华侨商法并作为经营学上的一个参考例子。不过，华侨绝对不是做买卖的天才， 因为不擅长集团组织经营，在赚大钱方面，日本的大企业要高明得多。 但华侨商法的“勤俭刻苦”精神还是值得学习的。

评述：王印

华人企业的成功很少是全面的，不是缺少合作意识，就是缺少智力，或缺少营销， 或管理不合理，或创新意识差。农业社会的小农意识还很顽固。没有效率的刻苦是 不值得提倡的。

原作：松本一男

中国人给外国人的印象往往是尽想着赚钱、爱钱如命，所以对中国人的评价 往往不高。但要知道中国人赚钱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家庭。日本人有政府的保护， 美国人有人权的保护，受不到任何政治恩惠的中国老百姓，除钱之外没有别的可以保护自己 和家庭的东西。所以中国人的爱钱如命亦是残酷政治环境中造就出来的智慧。

评述：王印

以为单纯的金钱可以提供保障只是幻想，财富越多目标越大，被官匪和土匪抢劫和诈骗的 可能性大增。而官商勾结的联姻是常用组合，不是合作创造财富，而是互相算计的食物链。 上级吃下级，官吃商，商吃民，匪通吃。

原作：松本一男

对于日本、欧美等国的国民来说，由于有国家政治的庇护，不必象中国人那 样费尽心思地拨算盘赚钱。因此我们往往难于理解在政治上无依无靠的中国人对金钱的心情， 所以也希望不要轻易地嘲笑中国人爱钱如命的人生观。

评述：王印

因为缺少社会地位和安全感，中国人爱财很大程度的确是出于对安全保障追求。 好存财而抑制消费。外人看来毫无生活意义和追求。

原作：松本一男

中国人向来有重文轻武的风尚，对“斯文人”即学者或文人怀有强烈的憧憬。 由于汉民族原本是农耕民族，对于农民来说，最重要的是有能胜任艰苦农业劳动的健壮身体 ，有提高生产量的专门知识以及即使天灾地变也不气馁的忍耐力。但却缺少骑马民族那样勇 猛果敢、战胜一切敌人的精神和勇气。

评述：王印

尚文多是追求科举当官，而不是对道理和学问的推崇。唐朝人爱写诗是因为以诗取仕。 由于受层层叠叠的权势压迫，从父权，族权，学权，官僚等自幼压制，没有忍耐力是不行的， 好追随强者而缺少个性。要指望他们有勇猛和冒险精神也难。这一切与生产方式关系不大， 而是政教培育，淘汰和筛选的结果。

原作：松本一男

由于历史上中国不断地遭受异民族的侵略，几乎每场战争都是由他民族或他 国挑衅的。数千年来苦于被侵略的中国人，本能地忌讳战争，视战争为罪恶。 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赞美战争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几乎没有。所以可以说中国人 是从本质上厌恶战争。

评述：王印

相邻必然有需求也有争端。征服与被征服是经常发生的。 但中国的统治者较为满足自己的占有，因而防守要多于进攻。这与日本相反， 对战争的态度要谨慎一些，这大约也是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区别所在。 不仅仅是人的本性喜好所决定，而是时势使然。

原作：松本一男

另外，中国从隋代开始创立了重用文人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使身份低贱、 出身贫穷的人也有机会通过考试成为官吏。与世袭制度相比，是非常进步、 光明正大的任用人材的做法。但科举的考试科目太偏科，只考儒学和文学， 所以有很多对政治、经济、军事、科学等知识全然不懂的人也能合格作官， 因而造成中国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比欧洲落后很多。 科举制度使老百姓有机会通过读书来作官、飞黄腾达，而习武却没有什么用。 所以中国历来有轻视职业军人的传统， 有“好铁不打钉，好人不当兵”的挖苦军人的话。

评述：王印

也有武举，例如岳飞。但这样的人才是统治者最怕的，急于除之而后快， 还谈得上推举吗？文人倒是不错的同谋，通常有贼心没贼胆。吹舔起来也让人舒服. 有真才实学的很少能通过科举的，更不要说提倡对学问的鼓励。

原作：松本一男

中国人认为仅身体强壮有力不是有能力的表现，决定人能力的是头脑和心。 虽然日本的制度很多是模仿中国的，但却没有采用科举制度。且不说科举制度是好是坏， 如果日本真采用了科举制度的话，大概日本的历史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吧。

评述：王印

人当然是以头脑的优劣来区分的。日本的条件必然是重实效和进取的， 科举造就的空谈家只会让日本灭亡。

原作：松本一男

日本男人一旦争吵起来很快就动手打起来，但中国人争吵时却较少动手武斗。 中国人争吵的方式是先动嘴，迫不得已时才动手。首先把对手的罪行、见不得人之事诉诸于众， 博得周围观众的同情，这是中国式争吵的最常用手法。性子急的日本人看来，与其强辩夺理， 不如冲上去打对方一拳更痛快。可是在中国，争吵 的双方却只是互相辱骂对方，并不轻易动手，这也就是中国所谓的“骂街”。日 本人和中国人的争吵方式的确有天壤之别，这大概也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作战方式有本质 不同的原因所在。

评述：王印

由于武力的破坏性和对人的精神的否定，因而武力要受严惩而精神折磨被视而不见。 市井之辈多如此，好凌弱而追随强者，缺少同情心。农村没有文化的多靠暴力解决问题。

原作：松本一男

中国人首先寻求“不战而胜”的方法。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孙子兵法》说： 战争是手段而并非最终目的，而且战争是关系到国家人民生死存亡的大事， 又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因此不战而胜才是最上策。因此中国人不仅对战争， 对于争吵也同样贯彻不战而胜的思想，寻求使自己的损害最小、不需要成本的取胜方法 。因此中国人争吵时，设法不动手而只动嘴让对方屈服，既无体力消耗，又没有身 体的伤害，这才是最上策。这就形成中国人动嘴不动手的“骂街”习惯。

评述：王印

骂街是靠精神折磨，很难说谁胜谁负。不战而屈人之兵也是通过非武力方式取胜， 但必须要有一定的武力基础，否则难以奏效。这两者看似是而非。在一定的社会和环境条件下， 寻找最低消耗和最大产出是人的本能，并非中国人独有。

原作：松本一男

虽然中国人厌恶战争，但也不是说中国人遭到侵略时就立即投降。但中国人 一般不主动出击，而是采用以逸待劳的战术，坚持到敌人没有了耐力时， 才给敌人毁灭性的一击。中国人的战法和功夫片中李小龙、成龙的打法相似， 刚开始不管怎么被打、被踢，有时还半死不活，但也决不举手投降， 而是坚持对方没有了耐力时，才给对方致命的一击。

评述：王印

战争本身就是打击与承受力的竞赛。当打击力不足，采用拖延消耗，制造打击条件， 无可厚非。如果打击力够的话，谁也不会等待的。日本人的没有力量也要拼死而战的自杀攻击， 则是其非理性的表现，并不会改变战争的结果。

原作：松本一男

持续八年的日中战争，双方战法的不同表现得清清楚楚。日本军一开战就全 力出击，把北京、南京、武汉等大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占领了。日军当局当时认为： 中国受到了如此毁灭性的打击，无论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不能再坚持，非投降不可。 可是中国人却有惊人的忍耐力，尽管国家濒临灭亡，家庭妻离子散，死伤者众多， 但中国人仍坚持不投降。这样坚持了八年有余，挨到日本人没了耐力时， 中国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评述：王印

抗日战争并非只是中日之间的战争。因而其结果也不能仅靠中日之间的行为来说明。

原作：松本一男

中国人没有日本武士、旧帝国军人那种“玉碎”的风气，认为打不赢就选择 死的做法并不明智。到了打不赢时候，就设法避战、撤退，万不得已时就暂时向敌军投降 ，等待卷土重来的日子，这就是中国人的思考方法。中国人认为撤退不过是一种战略手段， 并非是可耻的事情。这与在战场上以冲锋陷阵为主，宁死不撤退的日本武士道精神有天壤之别。 日中战争开始时，中国政府当局把大量城市 的失陷向国内外解释为“预定的撤退结果”，当时日本当局还嘲笑中国的这种说 法不过是嘴上不服输，但八年战争的结果却证实中国的说法是正确的。　 总之，中国人打仗不是象日本人那样采用硬打死拼的战术，而是采用“不战 而胜”、“以逸待劳”这样的以巧取胜的战术，这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

评述：王印

中国的不成功，便成仁的死战，与日本的武士道自杀精神实为一类。 都是对人的不尊重和对私权的极端效忠意识。没有进步意义。战争的结果只说明日本是错的， 但不说明中国是对的，因为日本战败的主因不是中国。 国家间的竞争，更大程度上是智力竞赛。日本人富于攻击性，有时是自不量力和缺少战略性， 这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当面对中国的弱势对手时，日本的问题没有暴露，当面对强势对手时， 日本的弱点是致命的。

原作：松本一男

　“面子第一”——中国人的名誉心

　　面子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东西。英文中并没有“面子”一词，有人把“面子” 翻译成英文的“名誉”一词，但并不确切。因为欧美人往往把“名誉”理解为由于个人的 杰出才能、伟大贡献所赢得的荣誉。而中国人所谓的“面子”与“名誉”是有极大不同的， 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中国人的“面子”的概念。

评述：王印

中国的面子观是很独特。更象是强调尊重，却又用错了地方。明知是错，却又要回避不说。 明知没有，还要装不知道。只能报喜，不能报忧，更不能指责。好象更喜欢自我欺骗， 也不愿面对现实。这是典型的非理性变态。

原作：松本一男

　比如A介绍B到C公司工作，C 公司因B本身的才干而采用了B ，这本来与 介绍人A 并没有什么关系，但中国人会说：“C 公司是看A的面子采用了B. 反之,如果C公司将B 辞退，本来与介绍人A也没有什么关系，但中国人会说：” C公司不给A 面子“。所以中国人的面子概念外国人是比较难于理解的。

评述：王印

这并不难理解，全世界没人会把有权势的人介绍的人轻易开除。但能容忍到什么程度， 还是有差异。

原作：松本一男

中国人是一个对“面子”非常介意的民族，经常会为了维护“面子”而坚持 错误，也会不惜牺牲实际利益来换取形式上的面子。自古以来中国在外交方面一 直是搞“面子”外交，而不是利益外交。只要外国人派个使者到中国来“朝拜” 一下，满足中国人面子上的需要，中国就可以“下赐”给外国人许多物质上的利益。 不过近来中国的外交有更加“务实”的倾向，比如中国政府让自己的“通缉犯”方励之出国， 就是舍面子而求实利的作法。

评述：王印

面子观大约也有自大和自慰的因素。多伪诈的人比较注重表面文章，而实干者多求实效。 当用别人的劳动成果来为自己买名声时，谁都会大方的很，要是让他拿自己的东西送人试试， 肯定是最吝啬的。

原作：松本一男

另外，中国人所提倡的“孝道”的最终目的就是“光宗耀祖”，即为父母、 长辈争面子。中国人认为晚辈如果指出长辈的错误就是不给长辈面子，是极大的不孝。 晚辈即使发现长辈犯了或正在犯错误，也要考虑到长辈的面子问题， 不能直接批评指出长辈的错误，顶多转弯抹角的提一提。同样下级对上级也要出于面子的考虑， 不便或不能提出直接的批评。

评述：王印

也属于自豪感和尊重的误用。孝道强调的是长辈的权利而忽视义务。当自己成为长辈时， 好象取得了权利的通行证，恨不得要加倍使用才够本，弄得很是变态。

原作：松本一男

在日本，政府部门和民间企业的领导人如果干得不好，就要辞职下台，没有 人考虑当事人的面子问题。在中国却要挖空心思地考虑照顾当事人的面子，设法 让当事人“体面”地下台。所以往往要给下台的领导人安排一个“有名无实”的 虚位来保住当事人的面子。中国人由于对面子的过分考虑，往往造成对长辈和上 级错误的过分宽容。

评述：王印

同样，官本位的封建体系强调的是上级官的权利而忽视官的义务。这显然不是一个责，权， 利平衡的和成熟理性的社会，导致畸形人格意识。承认错误就意味要承担责任,承担责任就可能放弃权利,就丧失既得利益 ,所以,不能承认错误是根本利益所在.

原作：松本一男

另外，在日本的政府部门、民间企业，如果部下犯了重大过失，其领导人也 多半也要引咎辞职。如果子女犯了罪，家长会承担责任，如果家长担任的是重要公职， 几乎毫无例外地辞职（或被迫辞职）。这是日本人承担责任的作法。但中 国的情况却不同，政府、企业中的部下出了过失等于败坏了领导人的“面子”， 所以要尽量予以掩盖。在迫不得已时，可以让部下辞职，但没有理由让领导人自 己辞职，因为中国人认为领导人被部下败坏了“面子”，是受害者而不是责任者。

评述：王印

封建社会根本就没什么责任感，皇帝和上司高兴就是一切。谁见过引咎辞职的皇帝？ 而官僚们为保自己的利益也要推卸责任。全世界的官僚都是如此，但如果有社会约束机制， 则不辞不行。

原作：松本一男

对于中国人来说，不管出了什么问题，保全面子是最重要的。政府部门、企 业一旦出了问题，最优先、最重要的是考虑如何保全面子，而不是找出问题的原 因和改进的对策。这种中国式的“面子”第一的考虑方法，也是造成中国人难于 改正错误的一个原因吧。

评述：王印

死不认错并不仅仅是为了面子。同时也是为了地位和利益需要。 承认错误会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要承担责任，要受到冲击指责，要失去名誉等， 如果社会整体不能客观的对待错误，要让个人勇于接受是不现实的。

原作：松本一男

“盖棺定论”——中国人的生死观

1986年，关于日本的总理是否应该参拜靖国神社一事，新闻报道界好不热闹了一阵。 令人震惊的是中国政府就此事发表的见解：“日本首相参拜葬有 A 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违背了在第二次大战中受害的亚洲各国国民的感情，容易让人感 到不快。”结果，在这一年当时的首相中曾根没有参拜靖国神社而把问题压了下 去。 在这之后，中国的高官对访问中国的日本自民党领导人这样说明了中国方面 的宗旨：“就贵国首相是否参拜特定的神社，我们本来没有打算给你们加压力。 不过我们认为中曾根首相的做法是妥当的，中国方面之所以对靖国神社的参拜特 别敏感，是因为那里合葬有A级战犯。”但是，对于信奉“死人无罪”观点的日 本人来说，的确受到很大冲击。 　　日本人认为：“不管多坏的人，人死了罪也就没有了，人死了就都变成了神佛”。 对于犯罪者，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对他们判刑、惩罚是应该的，但对死人 问罪有什么意义呢？有人尽管生前作了很多坏事，犯了很多错误，一旦死了， 他的罪行和错误就可以被原谅了。所以许多日本人在做了错事，造成巨大损失时， 往往采用以死谢罪，以死换取人们对他的原谅。这也是造成日本人自杀率高的原因之一。 所以日本人认为无论是东条英机还是广田弘毅，既然已经被国际裁判判了绞 刑，这事情已经就算完了，与靖国神社的参拜又有何关系呢？其实在日本， 即使是罪大恶极之人或被民众憎恶的历史上人物，也放在神社中祭奠。 比如祭祀逆臣足利尊氏的足利神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且，在一些地方的神社里， 连被民众憎恶的吉良上野也被当作神来祭祀。所以，对中国政府关于神社参拜的发言日本 人感到不舒服。

　 评述：王印

对死人不追究责任是一回事，不认为有责任是另一回事。 死人无罪和面子第一实际有相同之处，都是对责任的回避和对错误的不当宽容。 社会正义的维系依赖于劝善制恶，日本人对战犯的态度，说明他们分不清大是大非， 这也是他们历史上走错路的因果关系。战犯也是公众人物，其影响力并不因为死了而消失， 是学什么榜样的问题。在中国人看来，参拜等于拒不认错，是日本人缺乏反省能力的表现。 看一下德国人在这方面的表现要令人钦佩得多。

原作：松本一男

中国人的生死观与日本人正相反。中国人认为：即使人死了，也不等于其罪 行和责任可以被解除，对死人也要问罪惩罚。杭州城外的岳飞庙里，有秦桧夫妇下跪的石像， 去参拜岳飞庙的人，用庙里准备好的鞭子抽打这个石像。中国人这种对死人也要问罪惩罚， 即使自杀其罪行也不能被宽恕的生死观，在日本人看来是过于残酷了。

评述：王印

中国人也糊涂，杀岳飞是皇帝的命令，人们只跟秦侩没完，也没搞到点子上。 中国人受到的压迫之深，其恨之切，有时会有极端的意识行为。由于没有法治约束官僚， 这也是一种变相的警示。

原作：松本一男

结束语

　　日本、中国、朝鲜这些历史上采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民族，都有一些共 同点：

评述：王印

用文化和政教来划分比用生产方式更贴近些。

原作：松本一男

效率较低。

体格较差。

缺乏积极性。

勤劳。

重视内心的修养。

评述：王印

效率并不总是最低的。要看何时何地何事。

体格差可能是营养不当，但智力并不差。

积极性也要具体分析，很难笼统下结论。

勤劳也要具体分析。

内心修养大多是无用的空谈。

原作：松本一男

相比之下，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有一种“绝对的”自信，认为中国人自古以 来就是最优秀的民族。希特勒也曾经鼓吹过日尔曼民族最优秀论，但那不过是一种政治宣传。 可是中国人却从心里自信地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民族，拒绝一切历史上的污点。 凡是说中国人不完美的中国人一定是卖国贼或洋奴，凡是指出中国人缺点问题的外国人 一定是别有用心。中国人在历史上一贯正确，一切中国与外国的争端、战争都是曲在对方。

评述：王印

这也是面子观和政治需要的产物。这种非理性的绝对化是没有根据的。

原作：松本一男

由于中国人拒绝承认自己的任何缺点错误，缺乏对自身问题进行深刻探讨和 反醒的风格，使中国人无法从以往的失败中吸取到真正的经验教训。同时由于中国人对自己 文化的绝对自信，无形中造成对外国文化的漠不关心，不能积极吸取 外国文化的优点来弥补和改进自己的不足。中国人的这种“夜郎自大”的心理大 概是中国不能象日本那样迅速实现近代化的原因之一吧。

评述：王印

中国在近代就曾抛弃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可惜没有成功地改造社会。还弄得消化不良.

原作：松本一男

　　以上各部分虽然概述了中国人的生活智慧，不过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民族性， 个人的性格和世界观是随着后天努力和环境而改变的。同样，国民性和民族智慧 也会时代和环境而变迁，“不会有一成不变的、绝对的民族性。”这是笔者最后 所希望强调的。

评述：王印

没有一成不变的生产方式，重要的是勇于探索新方法。只要思想受到重视， 人性的进步就可能发生。